在中国迎来第25个记者节后不到一个星期，安徽就发生了中国官媒新华社主管报刊《经济参考报》两名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袭击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部分网友感叹“新闻已死”，也有更多人向中国为数不多的调查记者致敬。分析人士说在中共维稳体制下，记者揭露真相若触及权力、党或财团利益，往往会面临压制甚至暴力，使得新闻监督权与公众知情权在中国变得遥不可及。
中国媒体《潇湘晨报》上星期报道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与程子龙在追踪报道合新高铁(合肥至新沂)施工安全隐患时，遭到中铁七局施工现场人员殴打，王文志右手受伤，手机也被抢走。
该报道说，两名记者遇袭疑似跟他们前几天揭露一件高铁重大公安事件有关。11月12日，《经济参考报》刊发调查报道《弹性垫层“一割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存安全隐患》一文，揭露合新高铁的多家施工单位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将应铺设在陆基或桥梁基与轨道板之间的限位凹槽装置内的弹性垫层，从标准要求的“三元乙丙橡胶”，偷换为不符合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以致弹性严重不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经济参考报》记者分别从中铁三局的“跨宁洛高速特大桥14”标识位置处，以及中铁七局负责施工的合新铁路站前工程四标段施工现场，随机拉出几条刚铺粘好的弹性垫层，发现只要用壁纸刀轻轻一割就会出现很大的切口，如果顺着切口用手拉扯就会发生断裂，存在“一割就开”、“一扯就断”的不正常现象。
弹性垫层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列车高速运行的稳定性。该报记者将现场采集的再生胶经送验后，发现其拉伸强度（MPa）仅为1.327，拉断伸长率也仅为101%，远低于标准材质三元乙丙橡胶的“≥12”和“≥250%”。
合新高铁是连接安徽合肥和江苏新沂的重要交通项目，线路全长约32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安徽日报》8月底才报道说，位于定远县池河镇的中铁一局合新高铁上跨京沪高铁项目的施工现场，约7500吨重、146米长的跨京沪高铁钢箱桁组合梁，顺时针旋转67度，“在京沪高铁上空成功完成转体，为合新高铁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合新高铁是连接安徽合肥和江苏新沂的重要交通项目，全长约32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官方此前还将其称为“重点工程”，报道曝光后显然触动了相关方的敏感神经。
一名警察挡住记者的镜头阻止拍摄审讯公民记者张展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景。（2021年12月28日）
五人行政拘留并就地免职
在记者被打事件曝光后，中铁七局一开始“甩锅”给农民工，称“可能有点小摩擦”；后来随着事件发酵，当地警方15日深夜通报工地五名违法人员已分别被行政拘留7至13日不等；而负责施工的国企中铁七局更直接宣布将这五人就地免职。
有中国网友表示：“谢天谢地，我们农民工终于没背这么大的锅”；也有人说：“律师被打案例，比记者被打多了去了，鲜见报道。”；还有人说：“新闻已死。要么不让播放新闻，要么出去采编新闻挨打、被抢，最后一个轻飘飘的道歉。所以很多人只在办公室采编新闻，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或者叫自我保护。在我看来，能出来采编新闻的记者就是强，就是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向调查记者致敬的声音。
曾任《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并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年度最佳记者大奖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在中国，记者采访受阻，甚至被暴力对待的新闻还不少，比如2017年河南郑州一个沙发厂失火，多名记者赶赴现场采访时遭殴打，但这几年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此突然出现官媒旗下的记者被暴力相对，着实令人震惊。
到处是禁区新闻已死
但他表示，类似事件逐渐减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新闻环境变好了，而是很多人早就认为中国 “新闻已死”，因为到处都是采访“禁区”，网络上也有很多敏感词，媒体无法点进去查看，所以很多记者、媒体就无法报道、或索性不报道了，或者是根本就“不敢碰”。这让老百姓得不到应得的资讯，也造成媒体想要行使其身为“第四权”的监督权，在中国社会几乎是一个梦想。
他说，中国官方一直在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但现在已经变味了，变成“只讲中国好故事”，不允许讲有损中国形象的故事。这也影响到记者，所以外界若读中国官媒的新闻，几乎都是一片“天下太平”、一片“祥和”， 如果记者要去揭露一些负面新闻，就会承担更多风险。他说，就像视频中的项目负责人，面对记者询问“我们可以走了吗？”时回应：“我逮到人（记者）了，我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走吗？”，就完全是一种土匪流氓式的腔调。
纪硕鸣说：“我作为一个记者，那我同样是同行，我看这些调查记者，我觉得他们是在忠诚于自己的职责，还是挣扎着要为良心和正义发声，为公民的这个知情权，为媒体的监督权来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很勇敢。”
尽管中国媒体环境恶劣，在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今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里，中国排名倒数，持续被封为“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但还是有一些勇于追求真相，致力于让公众了解情况的记者。
这次被打的记者王文志其实是是一位行业内备受尊敬的“硬汉记者”，从业22年来获得过八次中国新闻奖。他第八次得奖的作品是“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
然而，王文志追求真相的代价是被受访者打伤，但有些人则是因为报道内容涉及政治腐败、牟取暴利，或不明原因死亡，而致使报道无法刊发，或者很快就“被消失”。
中国记者处境困难
曾任中国《财经》、《南方周末》的得奖调查记者，现任《经济观察家报》首席记者李微傲在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当天，发表了一篇“我的第22个记者节”。他在文中盘点自己过去一年的报道，发现后来有八篇“不见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闻禁区的范围正日益扩大。
这八篇报道分别是《河北一75岁退休干部举报当地县委书记后，被逮捕并提起公诉》、《“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期，新疆一卫健委干部盗卖1.5万套防护服》、《中国工程院院士、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被调查》、《涉倒卖“进京指标”，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周伟被调查》、《北京市通州区卫健委主任白玉光被调查》、《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9月19日意外去世》、《福建省医保局局长林圣魁坠楼身亡》、《如何遏制对民企“远洋捕捞”，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建议两招斩断“利益链”》。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 11月8日也刊登了一篇微信公众号“图拉的精神食粮”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详细描述过去三年来，在中国媒体做记者的风雨起伏，真实反映了中国记者的处境。
一名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店的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阅读有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照片封面的杂志。（2022年10月19日）
该名记者指出，疫情三年，很多特稿团队解散，调查类媒体步步后撤，“常规报道变成了敏感新闻，404报道（意指被互联网屏蔽或删除的文章）被视为行业勋章，做敏感新闻变成了一小部分媒体的‘特权’，它们被视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发出，就会引起行业注目。”
这位记者感叹道：“下半年，媒体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来越少，灾难报道无法做，女性议题也很难碰，深圳杀日本人学校孩子事件、上海松江无差别杀人事件、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学生被伤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他安慰自己的借口是：“川普都连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面对的?”
新闻自由 vs.党国利益
然而，“尺度”严格的稿件恰恰反映出，在中共的威权统治下，中国优秀记者难以完全施展追求真相的勇气与能力，因为国家审查机制始终在“把关”。尽管正当采访是中国法律赋予记者的基本权利，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今年11月1日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总则第八条明确指出，“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然而，这些看似倡导新闻自由的法律条款，在党国利益的天秤下，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吴柏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仍有一些独立记者和纪录片导演试图揭露真相，但他们的努力往往面临严苛的限制，甚至无法在中国境内播放或刊登。他提到一位中国网红辛吉飞，以“科技与狠活”一词广为人知。他曾在抖音上披露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包括烧烤架上烤不化的雪糕、糖水加香精制成的合成蜂蜜、合成燕窝、合成奶茶等。这些内容虽然一开始揭露了中国食品安全的隐患，但在舆论受到严密管控后，曝光的深度和范围就像被设下了某种“停损点”，让记者和揭弊者难以进一步追查和扩展相关问题。
吴柏轩说：“他们（中国）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少，毕竟他们人口母数就这么多，但是他们一旦揭弊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能够去支持他们持续揭弊，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调查采访）是要承担一些风险，就像说这一次这个调查记者他被打的风险。”
他表示，中国记者在安徽被打事件，凸显出中国社会极度欠缺对基础媒体素养环境的认识，所以工程项目人员才会一见到记者就下意识地想要去掩盖真相，毫无媒体记者是“第四权”身份的观念。另一方面，受访者会动手打记者和抢记者手机 ，也显示出对一般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并没有对人民植入正确观念所致。
吴柏轩补充道，中国在2022年12月30日颁布《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及《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时，即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度，指示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换言之，当公众的利益跟党国利益甚或财团利益有所冲突时，自然就会被牺牲掉。同样地，当揭弊影响到国家形象或是政权稳固时，官方就会介入，让记者无法继续揭弊下去。
“那你就也不要再讲说什么知情权这件事情，你连知道都不行，你连质疑国家都不行，那这就是威权统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