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房、卖房的过程中，一些中年人决定重新回到租房的生活。
房产曾是中年人进一步在大城市安家、扎根的标志，也是财富积累再上一个台阶的象征。
如今，一些人回归原点，选择拖家带口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奋斗的阶梯，过上了悬浮且自由的生活。
卖房的中年人
今年年初，36岁的杨佳卖掉了在北京通州的房子。
那是她在北京唯一的房产，一个40平方米的开间。从2016年购入以来，那里伴随着她结婚、生孩子。房子太小、通州偏远通勤不便，杨佳萌生了换房的念头。
去年国庆，她将房子挂牌出售。起初，丈夫还有些不舍，觉得城市副中心未来或许有增值空间，直到房价开始下跌——2023年12月，被称为北京房价的滑铁卢之月，房价整体下跌超过10-15%。
海淀、朝阳的核心区域，一些均价500万元左右的房子，就跌了超100万元。
北京北五环外社区夜景。图 /视觉中国
“中介一直劝降价，从200万元变成了190万元、180万元”，杨佳和丈夫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只希望尽快将房子卖出去，能少点损失就是一点。
一旦房价断崖式下跌，原本想要置换房产的想法也被遏制住了。杨佳一家搬去了北四环一个小区，月租9000元的大两居室，100平方米，空间宽敞了不少。一开始他们也在租住小区附近看过房，房价虽然下跌了，但是以他们的存款，依然只能买个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家老小蜗居其中，还要背上更高房贷。现在房子也不保值了，何必折腾呢？
不一定非得买房，租房也是可以生活的。
这两年，越来越多人卖掉原本的住房，转为租房。他们其中一部分是上有老下有小、有着一定生活阅历和财富积累的中年人。房子承载着家庭、户口等多重功能属性，人到中年，回归租房，可能意味着职业变动、子女教育需求，或是生活境遇发生转变。
同样在北京，37岁的杨萧云，决定卖掉两套房，一套是回龙观的自住房，还有一套是天津的学区房。一切都是为了小孩能够上学——今年，丈夫积分落户成功，获得了北京户口。他们计划售出那两套房产，去海淀全款买一套学区房。
两人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目前的年纪，都是裁员的高危人员，置换房产，不背杠杆是他们的一致决定。
《凡人歌》中那伟中年失业。图 /《凡人歌》
房子还没卖出去，新房也没挑好，在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杨萧云得知，租房住，也能进一些以前以为上不了的小学了。一家人从昌平往南搬，7岁女儿顺利成了海淀的小学生，暂时安顿下来。
还有一些人觉得房子不再是“硬通货”，选择卖掉自己的房子。西文的丈夫，读大二时在家里的支持下，以9000多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四惠贷款买了房。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房价逐年攀升，一度高达7万多元一平方米。而近几年房价开始走低，一年收到的租金不到10万元，可将这笔钱放在他们的固定理财账户，一年可以有22万元利息，这笔账彻底让他们动了卖房的心思。
2023年年初，房子挂到中介三四天就卖掉了。仅仅过了两三个月，西文就听说，小区同等户型的房子，跌了近六七十万元。
西文的丈夫原来是企业的美术指导，属于职位高，同时也最容易被裁掉的岗位。就在41岁这一年，他失业了。这个年纪再去找工作也很难，他开始在家做设计。“当时他父母还说不卖，这个房子是留着给孙子上学用的，我们觉得孩子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上学，还不如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稳妥。因为现在赚钱比较难，花钱很容易。”
对于背负沉重房贷，还面临工作变动的人来说，卖房则意味着解脱。“人生像是一个抛物线，过了一个顶点后开始无可避免下滑。”
41岁的阿帕，随着地产行业的衰落，被裁员了。卖掉在北京亦庄的房子后，他在天津找到了新工作。从月供房贷9000元变成了房租1700元，不再困在一个房子里，他感觉“无债一身轻，幸福感暴增”。
中年人的闲暇生活。图 / 《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
4次降价，低于预期70万，在山东，张鑫遥卖掉了自己的学区房。“考虑到房贷的压力，房产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良性资产。”她觉得，省下贷款，可以住同样规格的房子，还能减轻生活的压力和焦虑。她的好几位客户，这几年买了几套房来炒房，因为市场不景气，几乎砸在手里。
作为财务规划师的张鑫遥算过一笔账，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假如现在花200万元购入一套房，两年后可能会降20%左右，那就是净亏40万元。这40万元足够租房10年了。如果房价稳定，每年省下房贷储蓄的部分，过两年在置换房子的时候，刚好可以覆盖装修的成本。
杨佳的房子最后卖掉时，比购入价还低了40万元，算上50万元的利息，以及10万元的装修，几乎是亏了100万元。“我挣都挣不到100万元，但是我能亏100万元。”高位买房，低位卖房，“真是流下了时代的眼泪”。
租房搬到新地方后，杨佳还是得到了一些安慰。比如，她对教育的焦虑减轻了。孩子去公立学校变得更容易了，可能是因为孩子数量减少，之前很难进入的公立幼儿园，现在中途转学也能进去。她调侃，虽然没吃上买房的红利，却吃到了“晚生”的红利。
重回租房生活
租房，买第一套房、换房，人到中年，拥有一套小两居，甚至小三居，是很多北漂曾经奋斗的轨迹。中年时拥有至少一套更大的房产，是进一步在北京安家、扎根的标志，也是财富积累再上一个台阶的象征。
如今，一些人回归原点，重新选择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奋斗的阶梯，过上了“悬置”的生活。
杨佳的公公曾有意无意提起，有了孩子，最好还是再努努力，在北京再奋斗一套房产。眼看着他们频繁换工作、卖房又亏钱，也不再提了。
“租房生活，是我现阶段投入最小，让我们家里整体压力不要那么大的一个最优解。”杨萧云从想要换房，到最终决定长期租房，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心理转变。
刚搬家的客厅。图 /视觉中国
先是发现卖掉房子没那么容易。2017年，杨萧云有孩子后，在天津和平区买了一套老破小学区房，50来平方米。小区是酒店式公寓那种，一层楼就住了二三十户，除了离优质小学一条马路之隔，没有任何居住优势。当年还考虑到全家可能要随着孩子入学搬到天津，所以选了南北通透的户型，房价也更贵了。现在想要出手，毫无价格优势。
再者是她发现想要购买的房子还是有点够不上。原本打算将两套房子一卖，手上的钱再凑一凑，700万元全款去买套房，不会增加多少负担。但真看起房来，发现700万元其实可选的范围非常少，而且都是80年代那种老破小，连电梯都没有，不管是朝向还是整个小区的环境，都没有现在租住的小区环境好，“跟预期相差甚远”。
如果再加一点预算，意味着要背贷款。夫妻都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对于未来能否有持续稳定的家庭收入，杨萧云感到不乐观。她所在的大厂部门淘汰率在50%~60%，“每个人都处于瞎整的状态，我也不清楚我能干到什么时候”。爱人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整个部门处于一个比较彷徨的状态，工作压力大，收入也下降了。“如果把全部的钱拿去买房子了，真出了什么状况，我们该怎么办？”
再加上，杨萧云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也有不小的压力。今年六七月份，杨萧云家里，两位老人相继去医院做了手术。先是她的公公，因为眼睛问题接受了开颅手术；紧接着是她的妈妈，因肝硬化引起的胃出血，得做两次手术。虽然老人有退休金，但一进医院，“感觉这个钱它根本就不值钱”。
几件事情叠加，对杨萧云的需求和金钱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觉得，有钱在手里才安全。如果为了买房需要承受压力、痛苦和不确定性，她宁可不买。
当发现租房也能进入想去的小学后，杨萧云如释重负地搁置了买房计划，重新审视起租房这件事。
她跟房东沟通长租，尽可能三年一签合同，然后刷了墙，对房子进行了基础修理，想把这里当家一样住下去，“做饭什么的都会很小心，不要把墙纸溅花”。
正在刷墙的住户。图 / 视觉中国
但如果说租房有多开心，那也是一句假话，很多时候生活状态还是有些“将就”。比如，每次买家具的时候，他们都要琢磨，既要和房东的家匹配，又要方便以后带走。
女儿上小学，需要一张书桌。房东家里配的书桌是最老式的那种，有放台式机箱的位置和放键盘的抽屉，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脚都没位置放，只能劈着。
杨萧云和房东商量能不能把桌子丢了或卖了，房东纠结了很久才同意。空出了位置，买进一张什么样的书桌又伤脑筋了。买大的还是买小的？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最终她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桌子，决定“给孩子将就将就”。
西文对于租房的态度则更为洒脱。在北京这座城市，她拥有丰富的租房经验，累计搬家十几次。刚工作时，她和朋友合租。和丈夫在一起后，他们更愿意租远一点的房子，比如7000多元靠近六环的别墅，工作日他们开车通勤，周末则去山姆大采购，平时在家创作时也安静。为了方便工作，她甚至会额外花2000块在公司附近租个小单间，这样加班晚了或第二天有早会时，都能有个地方临时休息。
小孩现在2岁了，西文和伴侣计划，将来尽可能追随孩子的兴趣选择居住的地方。比如他现在正喜欢玩水，他们刚在11月初带着全部家当搬去了海南，想让孩子去尝试游泳、潜水、冲浪;如果未来他想学骑马，可以再去新疆、内蒙古的草原旅居。
“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也决定了孩子天花板，我们的责任是提供给他一个可以接触自然和世界的环境，让他有机会过他想过的生活。”因为担心教育，搬去海南之前，西文一家特意做了当地学校的调研，除了几所公立学校，西文甚至还挑选了一所私立学校，因为这所私立学校一价全包马术、高尔夫、网球、冲浪等十几种课外班，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权。
西文喜欢租房住，她曾和朋友们计划过未来抱团养老的生活。“入同一个养老院。把那一层全部包下来，周围都是自己人，谁也不怕被欺负。如果条件允许，甚至打算自己租一个别墅，雇佣几个护工来照顾大家。”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不用在意外界的“标准”。
作为同样没有房产的中年人，西文丝毫没有杨佳那种隐隐的羞愧感。“在北京当穷人挺好的，”她说，如果回到老家，买不起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买不起车，这种穷是很具体的，身边的人都知道你的经济状况。但在北京，如果买不起房或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都买不起房，摇不到车牌，买不了车。“身边没有观众，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在乎你在干嘛。这是'大穷隐于市’。”
城市也可以是一个流动的家。这是住到天津后，阿帕觉悟到的。他住在这里的老城区，生活慢悠悠的。离北京半个小时的高铁，周末还经常去看演出。事实上，在此之前，为了追求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他有过三次买房的经历。
第一次是2013年，在大望路的广告公司工作没多久，阿帕就在燕郊买了个两居室。那时的房价是7000多元一平米。但人还没住进去，一场暴雨之后，整个小区的房子都漏水了。经历业主的集体维权，房子退了。次年，他花90多万元，在通州买了42平方米的开间。
“有时来个朋友，只能在客厅坐，不好去卧室，人家脱个外套也不方便。”住了不到两年，在30岁出头的年纪，跨行到地产行业，工资开始双倍上涨，阿帕决定再次换房。他看中了亦庄，于是很快将原来的房子卖掉了。
他原本买了一个两居室，但房子建好后，因为紧邻一栋高楼，让他感到不太舒服。在尝试换房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个三居室空出来了，两个房子相差10平方米，大概差了30多万元。中介一直劝说，以后有了孩子会很方便，还是单身的他，“超了很多预算，咬咬牙还是换了”。
行业好的时候，阿帕曾年薪50万元。但在2022年底，因为地产行业大裁员，他失业了。领上赔偿金，他在云南、老挝、泰国等地方旅行了两个多月回来，发现很难找到工作了。
2023年8月份，阿帕的爸爸查出了癌症。他开始陪爸爸看病。到今年3月份，爸爸走了。
在失业，照顾家人，没有收入的这段时间，阿帕还得继续偿还每个月9000多块的月供。而这其中给银行的利息就有7000多块钱。
一个人住三居室太大了，找人合租又有点舍不得。房子是300万元买的，最后他600万元卖了。“已经翻了一倍，我觉得足够了。这个东西不要那么贪心。”
卖掉亦庄的房子后，阿帕竟很快找到了在天津的工作。这一次，他不买房了，选择租房。
社交平台上，他分享日本作家吉井忍在《东京八平米》一书中的城市生活哲学：作者虽然只拥有“四畳半”（不到8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却可以把城市当作自己房间的延伸，这样就拥有了更大的生活半径。比如利用洗衣店、公共浴池、24小时漫咖店、独立电影院等城市公共资源和设施，扩展了生活空间。尽管居住面积小，但通过减少在房租上的开支，可以拥有更多经济自由和时间去享受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感。
“不要把人生困在一个房子里，去感受和体验更大的世界和美好。”
悬浮与自由
在房价上升的阶段，人们的生活与房产紧紧绑定。在不同的时期买房卖房，也让中年人之间的资产拉开了质的差距。
杨佳的一位大学同学最近刚换了房，和她聊天才得知，同一年毕业的他们，家庭资产已经出现了好几倍的差距，“除非后面的人生发生巨大变量，这辈子，甚至几辈子都赶不上了。”
卖房之后，杨佳把钱存起来，每天看一看三瓜俩枣产生的利息，数字高一点，就聊以自慰。今年上半年，杨佳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失业，期间经历妈妈患癌，杨佳偶尔会陷入“中年失败”的自责和无力中。社交平台常常讨论中产对于跌落的恐惧，但自己甚至都没爬到那一层，便被驾到了虚空中。
失望之余，反而也有了一种解脱感，就像那些和房产、房贷解绑的瞬间：人生没有一定要追求的东西，不必拥有大城市多少平米的房子，不必非要上什么学区房，更不必抵达什么样的阶段才算“成功”。“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过好当下”这些以往的“鸡汤”，如今也成了中年生活的抓手。
对于理想的家、理想的生活方式，杨佳也没了执念。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虽然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实用面积，但杨佳还是每天看“好好住”，甚至半夜爬起来画图纸：沙发放哪儿，床放哪儿。找工人打柜子的时候，工人马虎地把柜门弄错了，日系原木风变成了镶嵌着玻璃的中式闪亮风，杨佳为此耿耿于怀了很久，如今已不足为道。
杨佳拼的温馨小屋。图 /讲述者供图
现在和老人小孩共居一室，杨佳的寄居感更强烈了。疫情的时候，公公拿着84消毒液在床上和衣柜里喷洒，留下了洗不掉的小白点。杨佳生气，但更多是无奈，“他也不是故意的”。婆婆掌管了内务，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也会做饭，杨佳回到家，还有点回旅馆的感觉。
拼命买房的那些年，大家曾都相信，只要奋斗下去，未来是有预期的。
44岁的苏州妈妈Jessica在幼教行业工作多年，做到园长之后，就辞职开了一个早教机构。“看到那么多孩子涌入幼儿园，家长们希望我们能帮忙带一下，我当时想在外面开一个好了，就设了早教和托班。”她的第一家早教中心很成功，随后又连续开了好几家。
那是2015年，来咨询的家长们简单又直接，问完课程和饮食后，“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掏出3万、5万元的报名费。Jessica说，由于赶上了出生高峰期，她没有专门招生，就有很多家长主动找上门，几家早教机构都是爆满。
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但因为疫情戛然而止。在断断续续的三年里，既要支付房租、老师的工资，同时还要处理各种退费事宜。“相当于把前面赚的钱全部亏掉了。”后来，她又开了两家餐馆，倒闭了一家，剩下的一家快餐店，位于写字楼附近，周围有保险公司、银行还有医院。今年过完年后，小餐馆变得空空荡荡的，“没想到人均30块的店，也做不动了。”
Jessica尝试过打折、做外卖，觉得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再关店。今年3月，她卖掉了房子，比最高出价低了250万元，但总算卖掉了，手上有了钱，也有了底气，作为单亲妈妈，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孩子身上。
Jessica曾经坚信，结婚必须有房子。28岁那年，她还在做幼师，一次下班，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她凑过去，才知道是房地产做活动。那是2010年，苏州均价8000多元。看着别人都在买房，她也想买一套，“就像买菜一样”。她费心装修成喜欢的美式风格，满怀欣喜地搬进了新家。
Jessica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装修风格是她喜欢的美式。图 /讲述者供图
后来婚姻走散了，房子也卖掉了，但有两个孩子陪在身边，她对“家”的理解也不同了。
西文也曾经是积极追求物质生活的年轻人。从老家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时，她惊讶于打折之后仍然799元一件的打底衫，“那时候我的工资是5000元，扣了税到手是4500元，然后还要分摊房租。”后来，经过努力工作，也赶上了一些时运，799元一件的打底衫不在话下了。
再后来，她也拥有过爱马仕、香奈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那些昂贵的包包并非想象中的完美：香奈儿的皮质容易磨损，五金配件容易氧化；普拉达的皮面容易掉皮；而BV的包边则容易掉色。即便是花费7600元购买的小钱包，转手时可能连2000元都难以卖出。“那些曾经被我视为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满足感。”拥有过之后，都祛魅了，也不想攀比了，因为没有止境。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依然渴望有自己的房子。
杨佳一直记得，孩子同学的妈妈第一次到租住的家里来，进门就感叹，这个小区竟然还有这么小的房子。“但这已经是我们住过最大的房子了。”她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买到每个家人都有房间的三居室。但在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会继续租房。
孩子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孩子的教育和高考，她已经将户口迁到了天津，不排除以后买一个天津的学区房。“再买房肯定要降低杠杆”，她很清楚，大家都不确定以后还能挣多少钱，只有降低月供和还款时间，才能减少越来越有限的劳动能力之下的压力。
杨萧云已经尽力把租来的房子当作自己的家，但一旦遇到问题，还是会有无力感。老房子稍微装修后，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上次下雨后，外墙裂缝了，雨水渗透进来，导致屋顶积水。卫生间的暖气管也有缝隙，积水甚至渗到了楼下邻居家。现在连洗澡都成了一个难题，杨萧云说，因为担心漏水，她每次洗澡后，都要赶紧用棉柔巾擦干地面。
说到更遥远的以后，她还是想给孩子留套房子，“至少有套房子作为前提，心里面有个底。我经常跟丈夫说，哪怕有一天我们俩都没有工作了，至少不会无家可归。”
尽管人在天津，因为朋友推荐，阿帕还是在环京买了一套小房子，类似于仓库的作用。“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有好多书和信件要放，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买的一些版画。我觉得人生是有些载体的，我要有个地方放那些东西，那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存在的记录，我不想把它们都扔掉。”房子就成了一个承载物品和回忆的载体。
这几年，阿帕确定了自己丁克的生活方式，“感觉（状态）比年轻人还年轻了”。手上有了更多闲钱，他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生活。他也开始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比如说去大理旅居，拍拍照、写点东西。甚至考虑再出国学习。他有了一种更从容不迫的心态。“我可以明天就就辞职不用上班，但也不排斥工作到60多岁。”
如今丈夫自由职业，西文是家里的工作主力，她享受独立的感觉，但同时也需要构建安全感。不能依赖房产之后，西文选择买保险，除了基本的重疾险、意外险、医疗险之外，她还买了很多理财保险，“等于给钱买了一份固定的保障”。
她还相信“红气养人”。工作进展得顺利，做的每个项目老板都很满意，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运流转越来越好。“气运会养人，有钱有工作你就有安全感。”
有人在卖房重回租房生活的同时，依然有人满怀憧憬地买下自己第一套房产。
杨佳记得买自己房子的，是一位独居女孩。她来自内蒙古，工作几年后，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她特别喜欢杨佳房子的装修风格和落地窗，杨佳也曾在这里沐浴阳光，度过了一段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安心感。
把钥匙交给她时，杨佳仿佛看到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想象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