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0年，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1953-2023）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重版了。
跨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苏北人”族群，在上海历史中的存在极具大众关注度，承载了长江中下游近现代化的特殊历程，《苏北人在上海》直面了这一历史进程。
关注上海的苏北人仍有必要
《苏北人在上海》首次出版于1992年，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出版，收入“上海史研究译丛”中。该丛书当时汇集了海外一流学者研究近现代上海史的佳作，兼顾可读性，呈现对上海历史有别于以往的解读，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社会生活各方各面的主体。
其中，《苏北人在上海》中文版首次问世时，恰逢世纪之交文化跌宕，学界、舆论对这本书的关注度曾非常高，很多读者对书中访谈得来的细节印象深刻。
比如书中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中援引的一个细节。1986年11月4日，原闸北区中兴街道的一位杨姓居民受访时讲到，一对年轻情侣的婚约因家宴中吃了八个皮蛋而告吹，原因是“上海人会认为皮蛋是一种精品，应当用小量上菜”。这样的生活细节可能成为婚后争吵不休的原因。皮蛋背后反映的习俗、文化、观念乃至更抽象而影响深远的阶层差异，既引人深思，又让人看着觉得特别熟悉。
一篇书评认为，韩起澜的这本书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关注了上海的苏北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境遇，将“苏北研究”推到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新高度，利用了跨学科的方法，综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评论者着重强调，韩起澜综合考虑了苏北人在上海所处的经济地位、居住区域、生活习惯、同乡网络、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尝试回答“苏北人”这一族群是怎么在历史中产生的。
时过境迁，20年后，韩起澜本人和《苏北人在上海》的译者、在南京大学工作了一辈子的历史学家卢明华教授，于2023、2024年相继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当代的苏北人歧视现象与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关的影响仍潜移默化地存在，关于苏北人的历史叙事不会像脱口秀中玩梗那样，简单地成为台上讲起、台下笑笑的段子。
近期，经修订再版的《苏北人在上海》一书，由出版方上海书店出版社·举办了线下分享会，以期在尊重不同观点读者的前提下回看那段历史。在互动环节，有人认为应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苏北人族群的形成原因，有人则并不完全认同“现在人们已经没那么在意苏北人这个称呼”的说法，认为面向未来仍有必要关注处境差异与观念碰撞。
这些争论恰恰应该让九泉之下的作者韩起澜感到满意，当她在20多岁的青年时代前往美墨边境的埃尔帕索，以及思考上海纺织女工内部的分隔时，她很快意识到，对于族群的偏见是被建构出来的，是强势族群试图掩盖、弱势族群也不情愿承认的。在书的结尾部分，她强调要在历史和具体的地域当中去看这个问题。对苏北人的理解，将影响我们对上海所经历的最近200年历史的理解。
苏北人族群在上海出现的历史成因
针对“苏北在哪里”的疑问，韩起澜选择回到历史中去寻找变动的答案。经济学家冯和法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里的一篇文章提出：“尽管江南江北仅一江之隔，历史却把它们分开达千年之久”。苏北如何作地理划分？有人认为扬州、南通都算，有人不赞成，有人认为淮河以北也算，有人也不赞成，但对长江作为“苏北南界”的认识相对比较一致。韩起澜认为，“在上海的环境中，江南和苏北都被简单化了，都被当作象征来用”。即江南象征富裕和高雅，苏北对应着穷困和落后。
清中期以前，长江以北是繁荣的，但是随着海运取代大运河、黄河改道导致淮河不能出海等重大地理和交通变迁，苏北大部分地区难逃连年洪涝、旱灾等导致的饥荒。历史学家王树槐统计，明代江南洪灾92次、苏北88次，清代江南则有洪灾61次、苏北82次。
江南农业经济、棉纺织业和市场的发展，吸引了费孝通等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人们已认为，长江以南的贫困地区算苏北，长江以北的富裕地区被认为是南方的一部分，费孝通指认了南通位于江北但成为江苏工业中心这一特例。民族工业家张謇历来反对把南通视为苏北的一部分。这些观点部分佐证了穷富之争是外部观念塑造“苏北人”族群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比地界怎么划更强势。
清末起，江苏移民迁往江南成为一个主流方向。韩起澜在书中花大量篇幅盘点了这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踪迹，包括职业、口音、文化、起居等。大规模涌入江南的人们，具体籍贯可能不同，有人是盐城来的，有人是南通来的，但他们抵达上海后，说着相对近似的与吴语不同的北方方言，从事体力劳动，挣很少的薪水，居住在船上或河岸的临时板棚，以及后来的大片贫民窟村子当中。韩起澜提到，“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在这一时期产生出来，“以界定他们的原籍”，描述这种来到上海的移民群体，甚至即便他们实际上是山东人或安徽人也无所谓。
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波大规模移民浪潮中，出现了更大比例的有文化的苏北人。书中提到1947年的《上海苏北难民救济报告》中记载，在登记填写职业的难民中，21649人是农民，7059人是工人，13170人经商，4400人是学生，541人是（旧）政府官员。学生人数令当局震惊，因而成立专门的班子来解决他们的就学问题。
这些人的经济能力要超过19世纪来的移民，但是他们并不能改变苏北人在上海穷困落后的局面。包括工部局和华界当局在内的管理机构，都在努力把一些移民送回老家，对居住在棚户区中的苏北人则从卫生等方面严加管理，视这些居民点为公共卫生威胁。1925年，工部局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解散南市区的一个苏北人会所，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做养猪生意的商人。在城市中养猪被当局认为是不体面的。
因财力拮据，苏北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上海的居住地就是棚户区，最早是住在船上，船体开始损坏之后就拆木在岸上搭棚屋，使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廉价建材，如帆篷、毛竹、麦秆稻草等，也有人盖不起，只能租。棚屋内也很拥挤，住两户、四户的亦不少见。苏北人的棚户区占据了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多地，围着租界形成一圈。
书中记载了1936～1937年在今隆昌路一带，工部局与贫民窟村子之间的长期争斗，拆迁与重建的拉锯战因大量移民的存在而最终停滞。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末甚至近年，城市更新的步伐仍与当时的棚户区高度相关。“居住格局促进了苏北人同贫困的持续联系”，原闸北、杨树浦、南市、普陀等工人聚集区的苏北人多，因为他们往往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住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前没有什么流动性”。韩起澜表示，她采访过的几乎每一个苏北人的子女都和他们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区域。
11月2日在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书评人维舟从生存策略的角度分析了苏北人在上海的选择。他提到，大部分苏北人的选择是设法融入上海，包括寻找其他的身份标签以摆脱苏北人这种旧标签，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来寻找新的身份定位。
随着改革开放后聚居地社区的城市更新和职业变迁，身份标签逐渐消散，现在想比较准确地厘定苏北人在哪里、是谁，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很多家庭也在“设法融入”的过程中主动改变自己、隐藏苏北特征。像韩起澜在书中提到的那样，有作家为了彰显苏北特征，主动声张自己生于苏北某县，而不提原籍是浙江某县，这样的选择实属特例，但也呈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化之后，一些人对自身身份历史进行探索的努力。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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