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回归的时代：规则失灵之后，只剩自保与算计

规则失灵之后，只剩自保与计算

过去，许多国家心中仍存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强硬手段主要针对“对手”，盟友至少享有某种安全缓冲。然而，现实正在修正这种预期，一旦触及核心利益，身份、价值、立场与规则都可能退位而变得次要。

这正是当前最具破坏性的攻击杀伤力。不只是这一次从“南方之矛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Spear）军事介入到“绝对果决行动”突袭侵入本身，更在于是这类行动被公开合理化、制度化与去规则化。当“可以这么做”被合理化，国际秩序便从一套价值、公理、规则、秩序与协商框架，退化为赤裸裸的权力排序。 

对多数中小国而言，这意味著一个残酷但清晰的结论：既然规则不再可靠，安全只能靠自己计算。

韩国的焦虑：不只安全，还有成本 

华府对马杜洛“斩首”行动的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在当前的背景下，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外交行程，而是一个高度现实的选择。作为九年来首位访华的韩国总统，他面对的压力，远超传统的朝鲜半岛安全议题，还有经济与东亚殖民政治的议题主张。 

经济层面，韩国去年出口中国在总出口中占18.4%，略多于输出至美国的17.3%，中美是韩国前2大外销市场。在安全层面，韩国对美国驻军军费分摊、军购、加征关税与供应链重组的配合，构成不断上升的“安全帐单”。当安全被交易化，盟友关系不再是承诺，而是按需求计价的服务。 

委内瑞拉遭遇美国的直接制裁与侵入掳捕元首夫妇进行审判，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再升级版具体行动，其核心战略是透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强化对拉美的控制，进一步提升西半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结合去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关税战及处理俄乌战争等作为来综合检视，或许华府不是在进行“战略收缩”，而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战略定调下的弹性与交易。 

在此思维与策略作为下，高度工业化、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与美国是盟友与贸易伙伴的国家，也将承受著系统性风险的考验。华府处理俄乌战争和平方案对欧盟与乌克兰的态度，即是例证。 

风险对冲，而非选边站队 

此时，看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北京的本质，并非“转向”，而是一种风险对冲 （Risk Hedging）。对韩国而言，降低区域紧张度，就意味著削弱区域安全叙事的溢价空间；而当安全议题降温，持续上升的安全成本便会失去合理性。 

这种选择，正在对既有同盟结构产生微妙影响。原本被视为高度稳固的合作网络，开始出现松动；而依旧站在最前线的国家，则逐渐发现战略回报与承担成本之间的落差正在扩大。拿出算盘，计算利害与降低风险成为战略优先考量。

当稳定成为稀缺资源 

当前的世界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无数次现实选择叠加的结果。当规则被反复试探、当成本层层转嫁由弱者承担，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自然滑向强者。

在这样的不确定时代，稳定本身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如何自立自强与寻求区域稳定之道，如何避免成为强国博弈中的碎片、棋子或甚是牺牲者，正是越来越多国家正在面对的核心课题。

当更多国家开始精算得失、重新定位自身位置，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无可避免地浮现：当旧有的规则与秩序逐渐退场，这个世界真的会因此变得更安全吗？还是只会走向更深层的分歧与不安？ 

在规则仍被尊重时，盟友是伙伴；在秩序动摇之际，盟友可能只是工具，甚至是随时可被兑现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