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性测试从小学门口开始， 为考公考编热身？

热衷进行服从性测试，是这个社会掌握权力者的常态，权力大小不是问题，大有大搞，小有小搞。哪怕只是个校长，也往往热衷运动会的入场式，贪的不就是在主席台上检阅的感觉嘛。但把服从性测试搞成校门口的一条标线，要求学生不能逾越，确实太过分了。

所谓“服从性测试”，指通过要求他人完成不合理或非必要任务，来测试其顺从程度、建立支配关系的隐秘操纵手段。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纳粹会将犯人拉到空地上，分两列而立，一边负责挖坑，另一边负责将土填回去。这样的无效“工作”会持续一天，犯人们不能说话，不能做其他动作，只能机械地挖坑或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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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帝王也深谙服从性测试之道。在漫长的农业宗法社会中，形成了一套以“差序格局”为特征、强调尊卑长幼有序的稳定结构。

儒家伦理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为这套结构提供了哲学与道德的合法性。在此框架下，对长辈、上级、权威的“服从”与“孝顺”、“忠诚”等核心美德紧密绑定，成为社会维系的基本要求。

这种文化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与义务，倾向于将“服从”塑造为一种无须反思的先天责任。这种文化基因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要求服从”与“要求守序”在某些场合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将形式上的绝对整齐划一错误地等同于良好的管理。

这种“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也成为许多官员和老板追捧的“管理哲学”。酒桌文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喝的不是酒，而是服从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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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旅行时，经过云南石屏，这座小县城保留着极其古朴的形貌，文庙和玉屏书院都极美，尤其是玉屏书院的“龙门”。我对建筑的美从不拒绝，但对其他的“传统”多半敬谢不敏。

可惜的是，一把我最反感的字正腔圆演讲腔在院落中响起，跟一组游客进行讲解，言辞中极力推崇“读经”，认为现在的孩子十七八岁了还背不下来一篇经文，简直是文化的灾难，他还说：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因为没法管教。以前的孩子见到先生，会害怕到全身发抖，因为他们忤逆是会挨板子的，现在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他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你还不能打他，这能学好吗？

我发了条朋友圈感慨了一下：

在这片土地上，与这个男人持同样观念的人可能占了大多数。文明世界一百年前就确立的观念，在他们这里仍然是一辈子无法企及的认知高度。开放、包容、尊重……这些词在他们那里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单方面的。反正不听话就是忤逆，有自己想法就是叛逆，他们尊崇的所谓传统，其实只不过是驯化和服从教育。如果你把传统里那些稀罕的闪光点搬出来，比如“风骨”，他们一定会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告诉你“风骨”没有用，得适应社会。

有些人会说，这人说得太有道理了，管孩子就是要严厉，不打不骂能行吗，别人那套不适合我们。你看，你要是不想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说“别人能做到，你怎么做不到”，可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你要是来一句“别人能不打不骂，你们怎么做不到”，他们立刻就会愤怒，然后将双标进行到底。

凑巧的是，在前往石屏之前，我在建水文庙还看到一场“国学活动”。一群孩子穿着传统服饰，在文庙里进行各种行礼与仪式，主持人同样是字正腔圆演讲腔，孩子的家长们都在旁边看着拍照。

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呼喝着让自己的孙子赶紧去好好看看，“要从小熏陶，学会传统文化，比你看什么美国篮球英国足球日本动画片强一万倍”，说完这话，他直接在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只能感叹一句，当年可能参与过破四旧的他，如今虽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开始吹捧传统文化，但却连“不随地吐痰”这种现代文明社会普通人的基本要求都还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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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维护，首先应分是非，以是否符合人性与现代文明价值观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摒弃实在是理所当然。

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元素与现代价值观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如管子的“国有四维”，对礼义廉耻的强调。但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国学”只留糟粕。

“服从”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儒家经典中仅有的一点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

《弟子规》最强调的就是“孝”，在中国往往被异化为服从乃至盲从。《弟子规》里的种种劝诫，都在抹杀孩子的尊严，强调“听话”。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催生现代文明，与独立思想绝缘，跟过度的“孝文化”关系极大。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年轻人稍有跟老人意见相左的苗头，许多老人就会搬出这句话，以体现自己的权威。

而在西方社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却截然相反，它的大概意思是“人类文明能进步，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听上一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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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曾慨叹，古代中华文明“出道即巅峰”，之后却一直停滞不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激烈交锋，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在秦朝之后，对思想统一的高度追求，禁锢了人们的思维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最强调的品质其实是“服从”，做官要服从君王和上级，做人要服从家族规矩，为了服从，往往可以不顾人性。有人会举出反面例子，比如宋朝如何开放，哪朝哪代相权牵制甚至压倒皇权，民间又有哪些案例体现出人性之光，但这种以个案来否认历史普遍性的做法，可笑也可鄙。

直至今天，中国人衡量一个人靠不靠谱，往往还是用“听不听话”作为标准。许多洗脚上田的没文化农民企业家，办企业如同一言堂。大企业也不例外，这些年的闹剧实在不少，体制内更不用说。

在家庭教育中，“听话”几乎也是最高标准。“听人劝吃饱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思维，反正掌握话语权的长辈是不会错的，孩子听话就代表“能听进去，不犟脾气，性格好，懂事”。但是，毕竟人都是会犯错的，如果长辈错了怎么办？没事，还有第二个法宝，那就是“反正我是为你好”。

所以，你会见到许多家庭的固定模式：长辈或许并不高明，但习惯高压，然后洋洋自得，说“我家孩子最听话”。当然，这或许并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长辈稍微懂一点，但习惯将自己的认知强加于孩子身上，进行各种规划，最终把好好的孩子折腾成傻子，然后反过头来抱怨孩子“叛逆不懂事不听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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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归根到底，很多人养孩子的标准都是动物式的：像猪一样能吃，像狗一样听话，就可以拿出去炫耀了。

我之前有过一个相当刻薄的说法：许多人并不介意别人往自己孩子脑子里灌屎，甚至还巴不得加一把热乎的，但当孩子希望独立思考时，他们反而会表示震惊，觉得孩子太过叛逆，无法适应社会。

可以这么说，从社会到家庭，每个人一辈子都在接受“服从性测试”，连童年都不能幸免。即使是亲生父母，往往也打着“适应社会”的旗号，参与到这场测试当中，不断降低孩子的人生底线。

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当然要适应社会的法律、公义、道德与基本规则。但大多数中国人口中的“适应社会”，或者变成了“你必须适应我认为的社会”，或者沦为“忍受社会的所有不公”。

职场上的酒桌文化，本质上就是服从性测试；建水文庙里那些原本活泼的几岁孩子，穿着行动不便的长袍，听着他们根本听不懂的东西，无非是满足那些没文化家长的所谓“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测试，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够“听话”；石屏玉屏书院里的“管教言论”，同样也是对服从性测试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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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都在接受服从性测试，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

当这种模式从成人社会的权力游戏延伸至校园，伤害更是显而易见。它不仅是特定管理方式的偏差，更触及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那些惯性思维。

成长的核心任务就是形成独立、健全的“自我”。而反复的、无解释的服从性训练，本质是一种“去个性化”过程。孩子被训练将外部权威的指令内化为唯一的行为准则，其内在的动机、好奇与判断被持续压抑。

心理学中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早已揭示，在权威的直接压力下，个体做出违背自身良知行为的可能性远超想象。对于认知尚在建构中的儿童，这种影响更为深远。长期置身于此环境，孩子容易将“听话”等同于“正确”，将“质疑”视为“麻烦”，逐步丧失对事物进行独立审视和判断的勇气与能力，最终成长为缺乏主见、思维固化的“思想懒汉”。

强制性的服从训练，也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健康与人格养成，可能催生高度的焦虑和低自尊。孩子时刻担忧自己是否“越线”，并将规则的不合理内化为自身的不够“乖”，从而产生持续的自我怀疑。它还会塑造扭曲的权威认知和人际模式。孩子可能学会两种极端应对：要么成为对强者绝对顺从、对弱者肆意欺凌的“权力模仿者”；要么将内心反抗转化为消极怠工或隐秘破坏，形成不健康的沟通模式。

如果孩子只知道“强者定义秩序、服从高于沟通、差异需要被矫正”，那么他们注定没有未来。当然，有些人会为“走标线进校门”叫好，因为这么懂规矩的孩子，以后一定知道鱼头朝哪里摆、酒桌该怎么坐，懂得服从领导，这算不算考公考编的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