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吗？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受益”并非一个自明概念。如果仅以出口规模、资本流入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作为衡量标准，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显著红利，但若以发展经济学的更严格判准加以衡量——一国是否由此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增长能力，是否保有在关键领域进行制度选择与政策调节的空间，以及是否降低而非加深对外部市场与关键技术的结构性依赖(亦即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赶超”)——结论便远非如此简单。

“反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特征，是通过不断扩大贸易自由化的制度边界，以“贸易相关”的名义，将原本属于国内政策范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跨国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纳入高度约束性的国际规则体系之中，从而系统性压缩各国的政策空间。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过渡的过程中，有关投资措施与知识产权的规则谈判被高度政治化，在客观效果上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资本优势。这一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资本跨境流动与短期效率提升，却在整体上削弱了后发国家通过产业政策、金融管制与技术保护，推进结构升级、实现“赶超”的能力。

WTO取代GATT的过程，恰逢冷战终结。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取得制度性优势，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显著下降。对多数后发和转型经济体而言，全面拥抱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全球化，几乎成为唯一可行选项。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能力被持续削弱，冷战时期曾支撑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因此难以在更广泛范围内复制。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更接近一套优先服务于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现行多边规则对劳工权利的漠视、对产业政策与进口替代战略的限制，客观上引导后发国家遵循静态比较优势，走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然而，在缺乏有力国家干预的条件下，静态比较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增长因而未必意味着赶超，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后发国家，反而可能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依附发展困境。

与战后第二波以国家发展为导向的“温和全球化”(经济学家施蒂格里茨用语)不同，第三波全球化在制度设计上带有明显的“反发展性”(anti-developmental)——这是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对其制度特征的概括。美国学者维尔纳(Jack Werner)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若严格按照既有全球化规则行事，几乎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在加入WTO时接受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却依然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与一定程度的结构升级，这一事实本身就提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成功并非规则的自然产物

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中国的成功并非源于规则本身，而是发生在规则被选择性执行的特定历史窗口期。2001年入世后的“黄金十年”，恰逢美国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反恐战争与全球金融稳定，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均高度依赖中国的配合。在这一背景下，经贸规则的执法优先序被相对后置，中国在知识产权与技术扩散等领域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明显弱于其后阶段。加之中国自身政策努力及对国际规则上某些灰色地带的巧妙利用，使它得以在相关规则全面“硬化”之前，积累起相当规模的产业与技术能力。

由此可见，“中国奇迹”高度依赖于特定国际政经条件，其发展经验本身并不具有普适性。随着这一历史窗口期的关闭，相关条件正在发生系统性逆转。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明确反对中国参与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重塑，并通过一系列高标准区域协定，同时联合欧日提出WTO“三边改革建议”(Trilateral Reform Proposal)，持续收紧对产业政策、国有经济及技术转让的制度约束，推动更具“反发展”倾向的制度改革议程。

在此背景下，继续将中国描述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并期待在既有规则框架下长期获益，显然已不合时宜。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可持续性，已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中显现出来。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纠正全球失衡与应对地缘竞争的考量，转而诉诸经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重塑规则，进一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空间。有鉴于此，寄望通过“更大力度拥抱全球化”来化解结构性困境，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中国的成功并非源于规则本身，而是发生在规则被选择性执行的特定历史窗口期。图为上海金融区。 (彭博社)

真正出路：重回温和全球化

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去新自由主义化的全球化改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资本主义3.0”，提供一条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路径：在保持国际经济联系的同时，重建国家经济主权、社会保护与民主选择。对应到国际层面，这意味着推动WTO等多边体制，朝向“利于发展”(pro-developmental)的方向演进，而非进一步收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

将中国机械地视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并沉迷其中，无助于直面内需不足、分配失衡等深层问题，反而可能使改革方向被误判为继续强化外向依赖。中国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继续证明自身是全球化的成功案例，而是在既有模式已明显失灵的背景下，如何参与定义下一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目标。

对中国而言，重回温和全球化，既是实现经济再平衡与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解构“最大受益者”的神话，并非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而是为了避免阶段性成功被误当作长期路径，从而演变为新的发展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