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卡尼分别打的什么算盘？

虽然中加两国自2005年以来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此次更新后的版本已不再是当年那种全方位合作，而是以一种高度设防的安排取而代之：在保留高水平合作标签的同时，将实际合作压缩到少数几个受到严格管控的贸易领域。

此次关系重启的核心是加拿大49,000辆汽车的进口配额。这堪称是重大转向，卡尼同意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100%惩罚性关税大幅削减至仅6.1%；该关税最初是加拿大在2024年为了与华盛顿的保护主义步调相一致而征收的。通过拆除这道“关税壁垒”，卡尼为加拿大农民赢得了喘息空间：作为交换，中国同意在3月前将其报复性的油菜籽关税从惩罚性的85%降至15%。

但这绝非全面放行。通过限制进口量，卡尼正试图采取一种微妙的策略：既要使贸易规模足以压低消费价格并让中方满意，又要有足够的限制来防止大量补贴进口产品冲垮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既有漠不关心，也有警惕不安。美国总统川普耸耸肩说，“如果你能和中国达成协议，你就该那么做”，而他的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警告说，渥太华“肯定会后悔”欢迎中国汽车进入这片大陆。在加拿大国内，仍未从2025年大选失利中恢复过来的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质问，在竞选时还将中国称为安全威胁的卡尼，怎么能在短短几个月后就与该国签署伙伴关系。

北京方面的胜利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的最终目标一直是让世界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这个理想化标签忽视了国家的强力干预——并彻底消除贸易壁垒。但北京等来的却是西方正在形成的配额和价格下限共识。

这些工具旨在抵消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巨大的、受国家补贴的过剩产能。这种想法认为，如果中国只能以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固定数量的汽车，那就无法仅凭出口量主导市场。

“可控现实主义”

国际预防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高级顾问康明凯(Michael Kovrig)以一个尤为尖锐的视角看待此事。康明凯是曾被北京方面任意拘押1,019天的两名加拿大人之一，此举是为报复加拿大在2018年拘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他指出，北京最近的策略遵循了一种熟悉的“人质外交”模式。只不过这一次，人质是经济利益。

“中共基本上已经将西方农户劫为人质，”康明凯告诉我，并指出北京如何通过挤压加拿大油菜籽出口，迫使渥太华方面同意向中国的制造业过剩产能开放市场。他对那种“达沃斯技术官僚式”的乐观态度仍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就是卡尼将中国视为由工程师管理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将利用这一突破口投资加拿大工业。

在康明凯看来，“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信号，表明加拿大在经济痛苦的压力下可以变通——这开了一个先例，中国很可能会再次试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关于加拿大的“能源超级大国”身份。随着Trans Mountain管道如今为亚洲市场供油，加拿大对其自身经济命运的掌控力比五年前更强。通过这次访问，卡尼试图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和矿产锁定长期的、非美国的买家，这些资源正是许多人担心美国可能根据“门罗主义的川普推论”试图垄断的商品。

总的来说，这次关系解冻并非回到2015年的理想主义。卡尼和习近平没有像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和时任总理李克强那样，就“共同价值观”或“进步贸易”发表任何联合声明。

中国实际上是取得了一场外交胜利，卡尼则获得了他应对阴晴不定的美国所需的经济喘息之机。这是一种迈向一些人所称的“可控现实主义”的交易性高风险转向——即认识到在2026年，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拥有的选项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