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3元，被系统囚禁的环卫工人

　　在一线大城市，环卫工的工资相对更高一些，有的人还有五险一金。但在其他县市，工资会低很多，三四线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镇，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环卫工人仅有意外险，公司不给缴社保。有人对比过，一些地方环卫工时薪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电宝。

　　可即便如此，对这群步入人生后半段，无学历、无退路的劳动者来说，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镣铐”：电子的与非电子的

　　韩守义站在机动车道边缘，扫帚紧贴着人行道路缘石，刷出“簌簌”的声响。他将收集起来的一簸箕垃圾，一股脑倒进身后三轮作业车上高耸的塑料筐里。这是2月3日凌晨的山东临沂兰山区，气温刚到0度。他头上戴一顶毛线帽，看起来不怎么顶用，鼻头冻得发红，鼻涕都来不及擦。

　　他已经69岁了，但干活依旧麻利，凌晨5点就到岗，把一条长街从头扫到尾。直到背后擦身而过的车流渐多起来，这些呼啸声才提醒他低头看一眼时间。他缓缓从车筐里拿出一块巴掌大小、带着吊绳的硬塑料牌——“上班打卡成功”。

　　环卫工人佩戴电子工牌

　　此时，刚好6点整，距离他开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不管几点来，就连最忙的落叶季，我们凌晨3点就开工了，也必须要等到6点才能打卡上班。”韩守义对凤凰网《风暴眼》说：“下午也一样，要求13:30开工，但要等到14:00才能打卡。”

　　按照机器记录的打卡时长，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实际上，他要工作接近10个小时，忙的时候更久。

　　和韩守义一样，分散在附近街道的工友们，将这枚统一配发给环卫工人的电子工牌塞在工服里。它看起来质地轻薄简陋，却能感应到他们已经进入作业区内，在很多上了年纪的环卫工眼里，它只是个简单的打卡工具。

　　但是，高芳却觉得不自在。她是临沂另一家承包公司的环卫工，她听说，在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一块大屏幕能实时显示每个工人的位置和停留时长。见过这块大屏幕的工友，曾绘声绘色地给她描述自己如何成为地图上的一个点。

　　“走早了不行，有时候忙不过来，走晚了，中午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担心下午没办法准时到岗。”高芳说。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电子工牌通过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实现对工作轨迹、静止时长的全面监控。山东淄博一地曾宣传：“电子工牌能实现作业可视化指挥调度、人员动态精细化监管。”

　　在浙江宁波、江苏如东、山西运城、重庆南岸等地，电子工牌纷纷上线。南京建邺还曾为环卫工配发智能手环，一旦停留时间超过20分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语音：“继续努力工作吧！”

　　质疑声涌来，称这些技术为“电子镣铐”、“牺牲劳动者尊严”，有网友想起拉磨的驴要戴铃铛，“主人听不到铃铛响，就拿鞭子抽”。

　　但朴实的环卫工想不到“尊严”这个层面。他们只记得，其实从没有工牌时，监视，就无处不在了。

　　环卫作业车

　　检查，巡逻，各种名目与频率的考核，织成一张密网。巡查者可能是班长、队长、公司领导，也可能是村镇干部甚至市区领导。月考核、周检、每天数次的日检，有地方要求“不间断、流动式”地查，巡查者们不知何时会出现，一旦发现路面遗留了垃圾，就会拍照传至微信群。

　　若是被队长发现，可能只需要折返回去重新清扫，若是外部监督人员发现，找到单位层层下压，那可能就要挨一通批评，甚至罚款了。

　　高芳负责的这段路，分布在红绿灯两端，还要跨过马路负责对面的路段。她刚将一头清扫干净，转身的工夫，另一头又出现了垃圾。仅一个上午，她就要捡三四个来回。

　　累了，她背对着三轮作业车，反手撑住车身，把僵直的脊背悄悄抵靠上去放松放松，两眼环顾四周，随时准备拿起扫帚。除了骑车去下一路段，屁股不能沾座椅。这不是明文规定，是她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休息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但坐下休息，哪怕不到十分钟，要是被领导看见，也会被认为在偷懒。”

　　“一个小组有十几口子人干活，领导有时候已经转去下一路口了，还会突然转回来，反反复复。”高芳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有人因为巡查不合格被罚款。附近的另一环卫工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当天正值上级重点检查期间，为此公司要求环卫工提前半小时到岗。

　　62岁的周秀莲，在某一线城市负责绿化带清洁。凤凰网《风暴眼》随她走了一路，她提着黑色大垃圾袋，一手拿着几尺长的夹子，随手夹起树坑里的烟盒、餐盒……比起街道，绿化带的垃圾更为复杂，她拾起那些行人用来应急又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瓶和塑料袋，面无表情：“是尿”。

　　周秀莲每天要走3万来步，拎着四五十斤的垃圾，将它们堆在绿化带的某个路口，等待收运。领导一天能查好几次，她乐呵着说：“不过还好，一般不扣钱。”

　　走了大约1公里，她忽然被管理人员截住。“这个捡了没，啊？”一台手机怼到她脸上。她看清照片画面，赶紧解释：“捡了！就在那边，一个大袋子……”两人争执不下，似乎只能回去查看。周秀莲被面包车拉走了，临走前，她朝凤凰网《风暴眼》挤出一丝笑，使了个眼色，匆忙告别。

　　数字化、智慧化，是为了“目的”的实现更便捷，更精确，更可追溯可查验。围绕电子工牌的争议在于，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目的”是否真诚。

　　宁波市鄞州区曾表示，使用电子工牌后，系统后台能够根据工牌采集的数据，自动生成包含出勤时间、作业时长、停留超时、脱离岗位等信息的工作表单，作为绩效考核的参考依据。

　鄞州区电子工牌智能定位屏幕

　　当然，更多地方对外强调的，是电子工牌的安全救援目的——老年人户外作业安全风险高，准确定位方便提升救援效率。

　　高芳给凤凰网《风暴眼》展示着她的工牌，四个简单的按键中，SOS报警功能，“连按三次，就会有队长前来查看”。

　　但至少两名环卫工表示，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如何使用该功能。像是为了证明它真的没用一样，韩守义使劲按着“SOS”键，一次，隔一会儿又一次。“没什么用，随便摁也没有人来管你”。他说，“真要有什么事，只能靠手机。”

　　精细，再精细，“没完没了”

　　大多环卫工听说过“创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个词，但要让他们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有一句：“具体怎么搞，俺也不知道。”

　　创城测评体系中，环境卫生是核心考核指标，直接影响城市排名与荣誉，因此各地会在创城迎检阶段提升环卫作业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强化监督考核。

　　有城市要求垃圾落地停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有的要求不超过15分钟或30分钟，主次干道要求不同；此外，每100平方米可见垃圾必须少于1个；有地方甚至要求砖缝无尘，扫灰称重……地方政府将创城层层签订责任状，环卫外包企业面临严格考核和评分，失分可能被扣除服务费、终止合同甚至列入黑名单。

　　驱动韩守义和他的工友们在这套严苛体系下坚持下去的，是一种更为朴素的生存逻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更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于是，在临沂兰山区特别举办的“烟头不落地”活动中，每天每位保洁员要捡拾烟头400多个，弯腰400余次；每年草长莺飞的季节，多地环卫工徒手抠起砖缝里的杂草；今年2月3日天寒地冻的吉林市船营区，环卫工穿着棉服，戴着手套，在马路中间擦拭护栏……

　　落叶季是几乎所有环卫工的噩梦。秋天一到，叶子长不住，一阵风就吹跑了，飘到墙根底下、人行道上，没多久就一层叠着一层。这是最熬人的季节，工作变得“没完没了”，人要跟着叶子跑，要把路边车顶堆积的落叶拢下来，一铲一大袋子，一车又一车的落叶被拉走，周而复始。

　　在某一线城市工作的环卫工人程军，落叶季每天装运的树叶有数十袋，工作量远超平时。一阵风，就可能让所有努力变成徒劳。

　　对自然规律，大部分环卫公司并不会太苛责。地上有一两片树叶问题不大，重要的是，必须随时落随时扫，不能停下。

　　但程军曾因为落叶问题被批评过。他65岁，被比自己小20多岁的领导说得抹不开脸面，只能赶紧去扫起来。他知道不能顶嘴，“顶嘴就不是骂骂的事了，除非不想干了”。

　　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韩守义情绪失控了。他刚费力归拢的落叶被风吹散。懊恼之下，他泄愤似地用扫帚拍打地面，叶子挥得到处都是。这一幕恰好被巡查的领导看见，一次就罚了他150元。

　　这相当于他两千元工资里不小的一块，能买不少东西、吃好几顿饭。他直心疼，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还没到吃不上盐的地步，为啥要来受这份气？”

　　他同样受够了的，是路上的狗粪。热乎乎的粪便无法立即清理，他只能先用纸片盖住，等冷了硬了再处理。但领导不管，看到就要批评或罚款。明明好好干了，却还是达不到要求。这让他心里始终有疙瘩：“领导只会批评俺，从来不会批评那些遛狗的。”

　　凌晨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

　　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军都要提上一壶开水，先把地面坚硬的冰雪烫化，再用铁锹奋力铲净，接着泼洒清水，撒上融雪制剂，最后用扫帚扫干净，再用拖布拖一遍，确保地面不湿滑。做完这一切，他的手脚已经冻得发麻了。

　　就在不久前，临沂的一场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动，高芳和工友们被调去活动场地清雪，忙得脚不沾地，整整一中午都抽不出时间吃饭。公司给每人发了热包子，他们蹲在残雪未消的路边匆匆吞咽，冷风灌了一肚子。

　　有时晚上也不吃饭。回到家，高芳已经累得没有力气，只想倒头就睡。她年龄大了，长时间蹬骑三轮车，膝盖劳损，有时候腿像在冷水里泡过一样，只能吃点钙片顶着。

　　但程军做不到“倒头就睡”。他住6人间的集体宿舍，公司对员工的起居进行严格的管理。凌晨4:30起床，晚上8点多才腰酸背疼地缓缓回家。按照宿舍规定，晚9点就要准时睡觉，时间卡得严密、精确，像是在人的后背安上了发条。

　　可很多时候，他到家，喝点水、洗漱完毕，就到夜里10点多了。“哪能躺下马上就睡着啊？”无论能否睡着，第二天一早，发条仍要准时拧紧。

　　城市的角落

　　程军的宿舍，距离他负责的路段不算远，步行就能到。这是一套大约六十平米的房子，房间里摆着6张单人床，床与床之间的空隙仅容侧身而过。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个满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窝。

　　房间里没有厨灶。每天的两顿饭，他和工友们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馆取餐，公司统一订餐结账，“一顿饭12元，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盆里，米饭上盖点西红柿炒鸡蛋、黄瓜鸡蛋或是土豆丝，就算是一顿正经的午餐了。偶尔多加一个菜，菜里带点猪皮，算是改善伙食。

　　不管怎样，包吃包住让程军省去了在城市里花销的大头。

　　他是河北邢台人，刚来两个多月。大城市果然不一样，商铺林立，小吃街、小酒馆、特色餐厅、电影院、商圈，红男绿女让他眼花缭乱，也带来了成倍的垃圾。

　　一线城市路边的烟头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欢到深夜。新年第一天的凌晨，城市恢复静谧，借着幽暗的街灯，程军来到街道准备工作，眼前是满地狼藉，“有人酒后吐了一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莲却该羡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钱在市区里租房？老板在20多公里外的郊区租下6人间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着工人们，驱车40多分钟来到工作路段。

　　车上还用保温桶装着午饭。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午休时间，冬天就在车上对付一口，到了夏天，周秀莲一般坐在路边或者公园的长椅上解决午饭，吃完了，就在地上树荫底下躺一会儿。

　　有一次，她在一家饭店门口阴影处坐着，想凉快一会儿，没多久就被驱离了。“人家嫌我碍事。”她心里不太舒服，但赶紧劝自己，“也没办法，我们就是农村出来干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与这些外包工不同，在广州，38岁的合同工高洪斌，试图真正融入这座大都市。他一年前开始这份工作，最初完全无法适应，难以忍受垃圾散发的气味。但广州的政策赋予了这份职业特殊的吸引力：环卫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顾学生”申请入读公办学校，这让高洪斌看到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希望。

　　他负责的区域是社区里一公里左右的路段，两边都是居民楼，也有不少商铺。除了扫地，他还要换垃圾桶，确保垃圾不堆积，不时进行蚊虫消杀、清理积水。如果有没及时扫的垃圾，居民投诉也是常事。

　　他还要不时处理居民自己不愿意干的脏活，比如堆积的杂物、门前的死老鼠，总会找他。有一次，他蹲在围栏里清理垃圾时，有人为图方便，隔着围栏将垃圾扔进来，正好砸在他头上。

　　一线城市路边的垃圾

　　无论如何不习惯，还是要站稳脚跟。在广州，环卫工可以申请价格优惠的公租房，但公租房的面积只适合一二人居住，对一大家子人来说实在太小了。高洪斌拖家带口地在离工作社区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房，房租不贵，每月只有一千多元，家电齐全。

　　但每月4千左右的工资，在广州要维持一家人的开销，还是不容易。孩子刚一岁多，母亲要日夜照顾。高洪斌只能每天早中晚工作间隙，见缝插针地跑外卖补贴家用，一天总计要跑上三四个小时。平时，他也会留意捡些废品卖，又是一笔额外收入。

　　在一线大城市，由于地方财政比较宽裕，环卫工的工资相对也更高一些，高洪斌还有五险一金，工资里也包含垃圾分类补贴、延时加班工资等。

　　但是其他县市工资会低很多，三四线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镇，可能只有900元左右。环卫工人仅有意外险，公司不给缴社保。有人对比过，一些地方环卫工时薪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电宝。

　　一位廊坊小县城的环卫工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做环卫工6年左右，工资只有2100块钱，一天合70元，一小时不到10块钱。去年，公司一度压了5个月的工资不发，后来一下子补发了1万多元。

　　在临沂兰山区，环卫工的工资则在1900元-2500元之间。有环卫工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有一段时间，工资一拖就是好几个月，“那时候大家还要吃饭、交房租，日子过得特别难”。后来有人打了12345反映情况，从那以后，工资才按时发放。

　　一线城市的环卫工之间，外包与正式员工的待遇也天差地别。

　　程军每月到手薪资三千元，摊到每天是一百块钱。那些有编制的同事比他工作轻松不少，月薪却能拿到五六千。他觉得没意思，“我们属于最底层，干活又多，挣钱又少”。

　　今年春节，公司要求环卫工必须在岗，没有加班费。“不说三倍工资，给两倍也行，哪怕多加100块钱，心里也能舒服点。”程军觉得不公平，过年孩子都回家了，他想看看孩子。

　　回家就得请假，请假就要扣掉当天的工资。他不管，“也不是说挣钱多的……哪怕三天五天，回个家，吃块肉，行吗？”

　　一些城市正在逐渐学习提升环卫工待遇。广州给环卫工准备了固定的休息位、专门的环卫宣导室。高洪斌说，里面有热水，有一些书，还有一面照片墙。但大部分地方，除了夏季每月100元的高温补贴，偶尔发放的米面粮油，并没有太多措施让他们感受到尊严。

　　人生后半程的出路

　　无论怎样辛苦、收入微薄，至少这行够稳定，够包容，门槛够低。它容留了那些在人生后半程仍需奋力挣扎的人。

　　六年前，高芳的老伴去世，60出头的她天塌了下来。日子还得继续，没过几天她就到临沂做起环卫工。她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挣点钱补贴补贴，帮衬一点是一点”。

　　那是个格外冷的冬天，她总是一边扫着街道，一边不由自主地掉眼泪。想念老伴，也伤怀命运。她蹬着没有挡风棚的三轮车，寒风迎面刮在泪水纵横的脸上，刀片一样，脸颊裂了一次又一次。

　　过去，老头当保安，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她不识字，身上没什么技能，别无选择。不喜欢也不行，只能硬着头皮做。

　　她从16岁就开始靠苦力挣工分，“拔河”、浇氨水、扛玉米，17岁去山上拉石头，三人一组，围着简陋的叉车，两边各拉一根绳子拼命使劲，“有时候绳子都能拉断”。

　　当时家里条件不好，爹得了肺结核，不能干重活；娘因为常年为几个孩子操劳，浑身都疼。她必须早早扛起生活的担子，“不然一家人都没法过活”。

　　可是年纪大了，再肯吃苦，也没有那么多活计可选了。她曾在老家的食品厂做工，负责包装洋葱、蒜苗，天天起早贪黑。那几年厂子办得红红火火，她能挣点零花钱，但没多久，地方小厂子接连倒闭了。在老家，没有出路。“老人手里没钱花，受点委屈都没处说，日子不好过。”她说。

　　但凡有别的出路，他们大都尝试过。

　　在做环卫工之前，高洪斌全职在广州跑外卖。其实，送外卖收入相对更高，但缺乏保障，“干不长久”。做环卫工虽然脏点累点，但有五险一金，这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安全感。

　　他也曾考虑过其他能缴五险、为孩子上学积分的选项，比如消防员或者殡仪馆的工作。但这些行业门槛太高了，要么需要专业技能或证书，要么需要大专以上学历。环卫工，是他“够得着”的选择。

　　韩守义年轻时做过乡村教师，执教23年，却因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他清楚记得，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地方给有教龄的人员发放教龄补贴，他一分没得。

　　失去工作后，他干过建筑工、养过蜂、打过零工。年纪大了，重活干不动了，到临沂投奔儿子。他在儿子家附近租了房，月租一百多元，不到15平。他和老伴两人一间房住不下，挨着租了两间。

　　他们大多不想跟孩子伸手要钱。“人家有了能给我，要是没有，也不好再要”。年轻的一辈困在房贷车贷里，有的甚至需要老人补贴。这焦虑传导到老人那里，是最朴素的认知：“干活不能停，停下了，房子就要被银行收走了。”

　　人虽老了，但还能动。能动，就要干活，为了不能动的那天攒点积蓄。

　　韩守义每次被领导批评，就跟老伴念叨“不想干了”。但烦闷过后，他总是选择再咬咬牙，忍着，“毕竟我这把年纪，再找别的活根本找不着。”

　　即使是从乡村教师岗位正常退休的程军，也得给自己找营生，光靠种那一亩三分地养老，根本不够用。在他邢台老家，老人只能在小区门口看门，一天干12个小时，两班倒，月薪也就1000出头。想多赚点的人，都进城了。

　　在他的员工宿舍里，其他环卫工也都是60来岁的老人，光棍，离了婚的，每月只有200元左右的养老金，工作至少能让他们有个地方落脚。工友中，还有位河南来的老太太，老伴瘫痪，没有劳动能力，为了给老头治病，她两年都没回过家了。

　　这个行当容留他们，也监管、规训他们。到了70岁以后，等他们燃尽了力气，系统也不再计算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