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城，我的家散了?”

研究这类县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基本特征，刻画农民家庭如何在城乡之间生产和生活，可以看到县域作为现代化城市体系有机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东部发达县域的当下，可能还代表着中西部县域的某种未来。当中国城镇化发展逐步进入“下半程”，越来越多中西部农民工开始回流，回到家乡的县城或城镇“分层沉淀”。或许，这至少代表了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一种县域图景和潜在方向。

发达县域的制造业发展模式

在中国东部地区，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构成了一股独特的城镇化力量。它依靠产业发展的“工业城镇化”力量与政府主导的“土地城镇化”力量相逢交错，互为补充，在东部县域形成了一个城市建设、产业支撑、人口集聚为特点的城乡发展新形态，构成了我们认识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结构性背景。

以制造业最为发达的东部粤、闽、浙、苏、鲁五省为例，县域制造业产值在全省制造业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比重。五省中广东最低，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与其县级区划调整有关。另外四省的比重普遍保持在50%以上，近年来浙江在三分之二（66%）左右，江苏则上升到70%。可见，县域制造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支柱。县域工业保存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产生了强大的递增报酬效应。路风曾形象比喻：中国工业体系就像一座金字塔，当我们看到位于一线城市的大疆、京东方等高科技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产业升级的时候，也需要意识到这些高技术企业只是金字塔的顶端，真正的底座是那些大多位于县域的灵活多变的中小制造企业，没有县域经济和产业集群这个底座，顶端就会摇摇欲坠。

为更好地说明中国县域的产业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将发达县域的产业分布归纳为三种典型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不同资源禀赋、发展历史和区位条件下的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一）集群块状模式

集群块状模式，也称为“一镇一品”或“专业镇”模式，是最具中国特色、在东南沿海县域最为普遍的产业分布模式。其核心特征是产业在县域内部的乡镇或村庄尺度上高度集聚，形成专业化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以浙江省为例，绍兴柯桥镇的纺织产业、温州双屿镇的皮鞋产业、嘉兴濮院镇的羊毛衫产业，都是全国有名的专业市场，每个县市都有多个类似的专业镇。

集群块状模式具有三方面特征。第一，在空间分布上，产业普遍聚集于乡村和乡镇，企业沿交通干线在乡镇—村庄连绵分布，形成“村镇连绵”的空间格局，县城一级的工业发展反而不突出。第二，在产业形态上，以中小企业、家庭作坊为主，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块状经济，产业链条完整，上下游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第三，在产业与社会关系上，产业与乡村社会“三不分离”——生产与生活不分离、工业与农业不分离、企业与村庄不分离。

以集群块状产业为主导的县域，其城乡关系常表现为一种“混融”形态。这既体现在空间上县城与乡镇、乡镇与农村混合难分，也体现在当地产值规模过千亿、万亿的特色产业分散在千家万户农民家庭之中。这与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盛时所总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情况高度相似。

（二）园区集聚模式

县域经济的第二种常见模式是园区集聚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也是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引导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它的突出特征是以县域开发区建设为主导，通过行政力量带动县域城市化和工业化双重发展。

园区集聚模式强调产业向规划好的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内集中，总体而言，该模式也有三方面特征。第一，在空间分布上，产业高度集中于县城外重点镇的几个工业园区内，县域呈现“产城分离”格局，产业发展与居民居住功能相对分离，县城成为居民生活服务中心，园区则是生产制造基地。第二，在产业形态上，园区内企业规模较大，投资强度高，企业类型多为规模以上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政府招商引资的结果。第三，在产业和社会关系上，园区产业与本地社会关系相对疏离，这不仅体现在产业分工上，本地居民多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参与工业生产，而非作为产业链条中独立的生产主体，园区内企业与属地村庄的关系也并不紧密。

园区集聚模式配合政府招商引资，形塑了以重工业和大项目为主导的县域产业结构。在我们的调研案例中，山东和江苏的许多县域就属于典型的园区集聚模式。例如，山东省桓台县的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乡镇，目前县域内有两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和一家省级专业化工园区，三大工业园区占全县经济总量比重超80%，15种产品形成国内同行业最大产能。据2022年桓台县统计年鉴显示，全县共18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位于三大工业园区的有160家，占比达84.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聚，成为吸纳县域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有家庭成员在工厂上班是常见的现象。

（三）二元混合模式

大多数县域的产业分布并非单一模式，而是上述模式的混合体，尤其是在经历了长期发展的县域，通常表现为传统产业集群与现代工业园区并存的二元格局。

以河北省文安县为例，自1998年县政府逐步设立工业园区之后，便逐渐形成了园区工业和传统产业集群并存的二元产业结构。传统产业分布于乡村，主要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文安的四大传统产业分别是胶合板、钢铁压延、塑料化工和电线电缆，这些产业多起步于乡镇企业时期，产业重心多集中于乡镇和村庄，因此呈现明显块状结构。如人造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规模庞大、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大大小小的胶合板企业分布于县域东北部的左各庄、大柳河、滩里等乡镇。在产能高峰时期，四大传统产业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县制造业增加值的近70%，带动就业人数约8万人。

二元混合模式兼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发展逻辑。传统产业集群代表了乡村社会内部“自下而上”的发展力量，此类产业的经营主体以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是基层社会内生性发展的结果，虽然这些传统产业始终面临环境评估、去产能和“工改”（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的压力，但一直保持着极强的韧性。现代工业园区则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园区内企业代表了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呈现“高新大强”的特征。文安县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商贸物流形成了四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主要分布于县域产业园内，政府利用开发区的土地政策和税收优势，以重大项目为依托，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产能落地，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近年来，此类产业发展模式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策略已经转向“以商招商”，即通过关键性的链主企业或龙头企业，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招商。但是，总体来看，园区内产业的关联性不强，园区产业与本地社会关系相对疏离，可以理解为一种“外来移植”，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

发达县域的农业

以工业为基础的发达县域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农业寻找新角色与价值定位的问题。虽然农业在经济发达县域并不占据较高的经济增长比重，但对于理解县域产业结构生态依然至关重要。一方面，这构成探析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另一方面，县域农业发展的现状也会影响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总体上看，当前发达县域地区的农业整体上呈现小农经营逐渐消失，以园区式农业和大户经营为主的规模农业快速发展的特征。

发达县域的户籍农民家庭大多已不从事农业种植，农业收入从过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演变为土地流转的财产性收入。根据我们团队的追踪调查发现，在2010年前后，山东桓台县农民家庭还普遍保留“半工半耕”的家计生产模式。不过，农业种植，特别是以大田作物为主的粮食种植，已经显现从家庭生产中淡出的苗头。一位农民曾对我们说：“种地不挣钱，一亩地一年不过挣个三四百块钱。你出去干活，一个月还最少挣个千儿八百的。”如果说那时候村庄中的“50后”“60后”农民依然愿意经营土地，那么十余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下一代“80后”“90后”农民进行农业经营的能力和意愿已经微乎其微了。园区式农业和以大户经营为主的规模农业，成为发达县域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

理解这种变化和现象，需要从发生机制上理解县域农业发展的变革。近年来县域农业主要出现了三大变化。首先，在国家强调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重新成为县域农业的种植主体，尤其是近年来农业部门在全国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县域内永久性耕地面积占比普遍超过90%。县域内绝大多数土地种植的是粮食作物，叠加粮食价格长期低位运行，使得县域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意愿显著降低。

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向非农就业，随之出现大规模土地流转现象。我们在浙江调研时就发现，海宁大部分农民真正离开农业、出现大规模土地流转是在2018年前后，当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较大而无法从事农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后，第二代农民工则彻底转移至非农工作。

最后，大面积土地流转为园区式农业发展和大户经营提供了契机。当前发达县域出现了两种比较普遍的农业发展模式。一种是由村集体以合作社形式统一流转村民耕地，经土地平整和整治后再统一转让给种田大户。这已经成为目前发达县域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方式。例如，在浙江县域，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户大多来自安徽。另一种则是借鉴工业开发和工业招商的方式经营农业，这也是发达县域较为普遍的一种农业产业形态。县政府通过设置农投公司或农发公司，以此类政府平台公司作为园区农业的开发主体，通过和村集体签订流转合同，将村庄土地集中流转，再通过平台公司把集中流转的土地租赁给农业龙头企业，实现现代农业发展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与工业发展的二元混合模式类似，在如今的发达县域，大户经营与园区式农业经营常常并存不悖。

发达县域的公共服务体系和人口分布特征

理解县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另一面是关注县域的社会维度。在产业发展方面，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传统的差异，不同县域往往呈现迥异的发展模式；在社会层面，不同县域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基本的人口分布特征上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发达县域教育发展的突出特征是集中化。尽管在不同产业形态的县域，教育资源的分布呈现不同特征，例如集群块状特征明显的县域，工业镇发达而形成人口集聚，优质的学校资源仍会保留在工业重点镇；但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县域教育资源分布呈现向县城和重点镇集中的态势。特别是初高中学段，升学率高的县中往往集中在县域的几所学校。从教育部的指标数据来看，从2001年到2020年“撤点并校”实施20年，全国乡村小规模学校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集中化态势更突出的表现是生源高度集中。以我们调研过的某县为例，2022年该县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共有41所学校，其中位于县城的学校有23所，占比56.09%。但从学生人数来看，县城学校和乡镇学校差距巨大。全县15所小学中，位于县城的7所小学的学生人数达到6687名，占全县的89.31%；乡村学校却生源萎缩，一方面是因为出生率降低，更重要的原因是县域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家庭普遍选择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

与教育集中在县城和重点乡镇相对的是，养老集中在农村，并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发达县域普遍已迈入老龄化社会，县域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基数大、增长快、日趋高龄化的特征。就老龄人口的实际分布来看，县域90%的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县域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95%以上），绝大部分为老人与子女就近单独居住，少数老人与子女同住，只有不到5%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这一点与中国养老事业“9073”的总体格局相类似，即约90%居家养老，7%左右依托社区支持养老，还有3%机构养老。

在医疗资源分布方面，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在县城，同时依托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而实现医疗资源下沉。具体而言，公立三级医院通常分布在县城，县级医院医疗水平好，县域内交通日益便捷，这使得县域居民（包括农村居民）优先选择在县级医院就医。同时，县域医疗共体建设通常以县级医院牵头，带动不同乡镇医院或中心卫生院提升改造，目的是构建县级医院和乡镇医院一体的信息化诊疗平台。医疗共体建设还支持着镇级医院的“医养结合”转型，利用闲置医疗卫生资源支持日益旺盛的养老服务需求。

发达县域产业模式和公共服务的发展特征，形塑了县域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分布：学龄儿童在县城上学，家庭主要劳动力在乡镇工厂上班，老龄人口生活在村庄。那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割裂的县域，以致出现乡镇产业园内机器轰鸣，县城街道人声鼎沸，农村则老龄化、空心化严重的情形？当发达县域的农民普遍脱离土地经营，在家计生产和居住样态上都逐步突破村庄范围而进入县城之际，快速县域城镇化中的农村是否会面临人口持续流失与乡村凋敝的风险？我们如何认识农村家庭愈发普遍实现城镇化后，县域未来的发展面貌与走势？

发达县域农民家庭的生活

对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的静态描述，依然不足以概括县域城镇化的真实图景，更无法剖析县域城镇化的实际机制。我们还需要从农民家庭的具体生产和生活入手，探寻如今县域的实际状态。

家庭在城乡之间分布的形态有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三元模式：中青年在东部地区打工，妇女在县城和乡镇陪读，老人在村里种地。这种生产生活模式被称为“城乡两栖、半工半耕”。不过，如今再反思“城乡两栖、半工半耕”这一概括，或许忽视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那些城镇化发展趋于稳定的县域，如今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一）集群块状模式下的农民家庭：多代共居，家业一体

集群块状模式为特点的县域经济呈现一种混融特征。乡镇一级发展出了专业市场，使得本地居民在乡镇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生活，工业生产与农村社区在空间上的距离极近，甚至是前后相连、融为一体。这类县域的村庄，在承担居住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工业生产的功能，本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多代共居、家业一体”为特征。

浙江海宁许村镇的家纺产业是集群块状模式的典型代表。据许村家纺商会会长估计，全国装饰面料市场规模约1000亿，许村就占了300多个亿。目前许村镇已经构筑起以织造为主，后道整理相配套的家纺装饰布生产协作体系。许村镇的家纺产业是从家庭工业中生长起来的。传统家庭工业大多采用“前屋后厂”、生产与生活不分的形式。走在村庄中会看到，许村镇发达的家庭工业散布在村庄的家户以及村级、镇级工业园区中。由此，乡镇保留了大量热闹的农村生活景观，虽然政府的拆违工作取缔了一批分散在村庄中的家庭工厂，但一些建筑面积较小的织机户仍被保留至今。村民们在同一空间内饮食起居和工业生产，轰隆的织机声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产业生态形塑了本地人“离土不离乡”的生产生活方式。村民普遍收入可观，他们在积累了一定财富后，愿意花费大额资金盖房。这最直观地体现在许村镇村庄中有大量崭新豪华的多层“洋房”。这些房屋占地面积都很大，盖房成本约在几十万元以上，附带花园且装修精致。房屋盖好后，村民更愿意留在家中继续从事家庭工业。许村的老板们即使在城里有房，甚至工厂都在镇上的工业园区里，也更愿意长住在村里。

更重要的特征在于，“多代共居、家业一体”的家庭生活的完整展开，是依托大家庭内的协作而完成的。许多家纺企业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近亲家庭共同经营。例如，村庄中的小织机户往往都是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两人分时段看守织机以保证它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丈夫还要负担起接订单、送货、修理机器等工作，白天他的活动范围会横跨村庄、乡镇和县域三级，穿梭在织机户、工厂和专业市场之间。妻子负责白天家庭工厂的运转。兄弟妯娌之间会互相介绍生意、发单派单。这构成当地农民家计生产的基本形态。

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不同代际家庭成员的协作。孩子去镇上或县城读书，需要祖辈老人接送，每天早上穿梭在田间地头的不只是送织布的货车，还有很多行色匆匆送孩子上学的老人。女性祖辈还常常承担整个家庭的家务，大家庭的三餐都是祖母的职责，甚至她们也会参与家庭经营活动并承担一些辅助性工作。在这类县域，尽管家庭生产生活模式可总结为“多代共居、家业一体”，但实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天农民家庭的生活都是从村庄这个原点出发，以乡镇乃至整个县域为范围，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因为家计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在不同空间活动。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分工和秩序，整个乡镇乃至县域成为他们筹措家庭生活和资源的单位。

（二）园区集聚模式下的农民家庭：县村两居、工副结合

在园区集聚模式主导的县域，由于老龄人口和学龄儿童分布于村庄和县城这两头，这里的农民家庭形成了另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二元”生产生活方式——“县村两居、工副结合”。

以山东桓台县一户具有典型性的祖父孙三代家庭为例。在居住生活格局上，农民家庭同时保有农村宅基地和县城商品房，家庭成员分代际居住，祖辈通常居住在村庄宅基地，父辈则带着年幼的第三代居住在县城商品房。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通过频繁通勤维持紧密联系，形成动态的城乡流动格局。通过“城乡两头顾”完成家庭照料（如教育、养老）与经济生产的分工，家庭功能在城乡间延展，而非割裂。

在家计生产上，随着大规模农地流转和农民普遍非农就业，本地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小农经营已经逐渐消失，家庭生产结构已转为非农化为主导。具体而言，父辈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大多在工业园区的企业务工，祖父辈作为家庭闲散劳动力则依靠各类灵活性副业（如保洁、保安）作为补充，“工副结合”的生产模式取代了过去“半工半耕”的家计生产模式，成为农民家庭主流的收入和分工结构。祖母则是家庭中的“大管家”，同时负责农村和县城“两个家”的日常起居，是家庭隔代抚育的绝对主力。

如果在“县—镇—村”三级框架下观察农民三代家庭在县域内的有序通勤流动，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在一般的工作日，白天，孙辈在县城上学，父辈从县城商品房前往位于乡镇的企业上班，男性祖辈从村庄宅基地前往乡镇打零工，祖母则往返于村庄和县城，负责照顾孙代上学和起居；到了周末或假期，年轻的父辈夫妇则会带着孩子回到村庄宅基地，让孩子们过一下乡村生活。对于这一现象，农民有一个诙谐的说法——“爷爷奶奶歇礼拜”，意思是说村庄负责隔代抚养的祖辈只有在周末才可以得到休息。正是因为这种生产生活形态，我们在这类县域调查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在工作日的白天，县城商品房小区里停满了各类“老头乐”等代步车，这是祖辈农民在城乡之间穿梭流动的主要载具；而到了周末，村庄家家户户门口塞满了小轿车，这表示在县城居住的年轻夫妇回到了村庄。

结论：县域城镇化中分而不散的家

当下，发达县域城镇化的完整图景不是一个“由乡入城”的单一过程。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的生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乡两栖”，而是展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的“城乡两栖”下，家庭成员在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村双栖，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会因为家庭分工，选择在外务工或在村留守，一个完整的家庭不得不分散成多个家庭，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分崩离析”“异地而居”成为普遍的居住生活写照。当前发达县域的农民家庭则在当地城乡社会空间内扎根下来，重构了一个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农民家庭没有被拆散，不同家庭成员和不同家庭功能落脚到县城和乡村的不同位置，家庭成员之间日常联系密切，依据家庭分工实现了县域内“分而不散”的家庭形态。

以家庭视角观察县域发展，会看到一幅更为鲜活的生活图景，发达县域的农民家庭成员的穿梭流动，有机地缝合起了县域城乡的不同功能。无论是家庭居住格局，还是在家计生产、抚育赡养等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农民家庭的生活总是以跨越城乡的方式展开。这种家庭生活既不是完全的城市生活，也非完全的乡村生活，富有弹性的家庭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工农产业以及城乡两端紧密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这一视角出发理解城乡关系，超越了以要素流动和效率为本的传统城乡关系视角，将活泼生动的“人”和“家庭”纳入社会结构之中。这种城镇化“下半程”的县域图景，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