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抗争暴增 这类抗议最常见

每年加剧的青年失业，迫使大量青年劳动力转向“零工经济”，成为外送车手。 目前中国外送员数量已突破1400万人，“内卷”竞争已达极限，这个庞大群体既缺乏劳动保障，又面临平台算法、物业保全管制、交通执法等多重压力，即使是一点小冲突，也很容易爆发大规模抗争，2025年12月下旬接连发生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事件。

“异言网”的追踪资料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底，已经搜集到661起农村抗争事件，比2024年全年增加约70%。 许多地方政府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加上经济放缓，地方政府更频繁地征用农村土地、推行殡葬改革等措施增加收入，与居民利益产生直接冲突。

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普遍拖欠公务员工资，包括警察在内的执法人员收入缺乏保障，维稳经费不足，严重削弱威权体制末端的社会控制能力，也为抗争活动提供空间。

报告指出，因为社会抗争增加，跨年维稳各地取消庆祝，反映出中共当前治理体系的深层矛盾，取消跨年活动的决策过程与实施揭示当前中国社会控制机制的运作逻辑，官方担忧的并非单纯的人群踩踏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大规模人群聚集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

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对中国官方造成强大的冲击，对于人群聚集的管控更加严格。 疫后经济下行、民怨累积，跨年夜这种各大城市自然聚集的人潮，容易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一旦有人喊出反政府口号，恐将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