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边”的世界冠军吴柳芳，终于还清了债

　　在此次报道中，我们终于知道吴柳芳为何过得如此艰难。

　　根本原因，是家境贫寒。

　　父母经营的小店生意惨淡，弟弟当时还在读书。2013年退役后，吴柳芳用退役金为全家付了一套70平方米小房子的首付，一家人高兴不已。

　　但吴柳芳的就业之路极为不顺。起初她进入一家专业对口的体育公司，月薪四五千元，结果第二年就开始拖欠工资。她只得另找工作，收入更低，且当初承诺的编制也遥遥无期。无奈之下，她考取了舞蹈教师资格证。

　　更艰难的是，她母亲在那时做了恶性肿瘤手术，父亲四处借钱和贷款，家里最终欠下40万元债务，每月光是利息就要还1200元。

　　在找不到工作的窘境中，吴柳芳甚至动过去夜场跳舞的念头。最终，她选择了直播跳舞，发挥自己的特长。

　　但这并非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捞快钱”。收入好的时候一个月七八千元，通常也就四五千元，勉强糊口，还债艰难。这还是在她拥有出色舞蹈功底的情况下。

　　为什么她过得那么艰难呢？

　　想谈谈中国体坛一个特有的现象：同样是奥运项目，有的项目集中了家境贫困的运动员，有的是“贵族运动”，还有一些则是城市中产家庭孩子的首选。不同的运动项目，命运截然不同。

　　体操，可以说是一项“穷人”运动。

　　这里绝无揶揄或歧视之意，只是便于讲述，分析一下为何像吴柳芳这样出身贫寒、拿过多个世界冠军、又很努力的运动员，却难以带领全家走出贫困。

　　不同运动项目的“成才路径”，对家庭经济条件的依赖程度差异巨大。以体操为例：孩子一般从四五岁进入体校，体校提供食宿和训练。农村家庭把孩子送去，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有机会“改变命运”。“能吃苦”便是这些孩子成功的核心门槛。

　　前些年，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商春松，也曾被公众解读为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引发舆论关注。

　　商春松的父母是农民，哥哥失明。她7岁开始练体操时，第一年的学费是父亲卖掉家里的牛，加上母亲四处借钱才凑齐的。进入省队开始拿工资后，商春松便将工资卡交给妈妈保管，还给哥哥在长沙买了婚房，首付和装修都由她承担，家里的债务也由她还清。

　　商春松的家庭与经历，与吴柳芳相似。

　　此外，举重、柔道、摔跤、铁饼、中长跑、竞走等项目也是如此。我们熟悉的许多奥运冠军，刘洋、全红婵、巩立姣、程菲、谌利军等，都出自贫困家庭。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国家投入大，早期训练成本相对可控，出路高度依赖体制内的成绩。一句话：它们并非群众运动，难以市场化，主要服务于特定的比赛场合。

　　另一方面，举国体制的“漏斗”结构，也将乡村基层的体育苗子吸纳进来，包食宿、免学费或学费低廉，这对贫困家庭来说极具吸引力。

　　02

　　吴柳芳的舞蹈视频被人举报“擦边”，引发网暴和封杀后，许多人为她鸣不平。因为她穿的衣服，比身着晚礼服的谷爱凌的布料还要多，却没人说谷爱凌擦边，人家还成为了时尚代言人。找谁说理去？

　　有意思的是，谷爱凌所代表的滑雪运动，正是另一种模式——富人家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项目。这类项目的特点是：市场化程度高，装备昂贵，场地稀缺，早期培养高度依赖家庭投入，而非体制内选拔。

　　16岁时，谷爱凌便因滑雪成就、时尚气质和出众外貌，受邀参加美国的Met Gala盛典——那是顶级明星和名媛贵族引以为傲的盛会。她的母亲和外婆均为名校毕业，独特的家世也引发不少争议。在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连美国副总统万斯也酸溜溜地责怪她不代表美国参赛。可见她的上流社会基因。

　　谷爱凌的故事里，也包括她小时候母亲每次都开车四小时送她去滑雪的经历。有天赋、有勤奋、有规划，当然，更要有钱和有时间。

　　类似的项目还包括马术、击剑、网球、高尔夫等，它们都是“富人项目”。装备、私教、频繁参赛、海外比赛刷分，费用都极为昂贵。这些项目通常由家庭自主培养，自掏腰包。它们在中国，也一样没有传统的体制培养通道，培养链条从俱乐部、私教开始。即便中国的体制需要顶尖运动员了，也是在市场中挑选最优秀、最有潜力的成熟选手，通过转会、合作等方式，让他们代表国家参赛。

　　比如中国的顶尖网球选手李娜、郑钦文，早期均有家庭巨大投入或市场化赞助，每年都要花费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用于训练和刷积分、刷资格。

　　另一方面，这些贵族运动深受欧美藤校青睐，许多孩子努力训练、参赛，往往是为了“爬藤”，这是一种提升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投资。因此，尽管费用高昂，在相应的社会阶层中仍有广阔市场。

　　还有一大类，是中产家庭占主导的项目：游泳、田径（短跑）、花样滑冰、羽毛球、乒乓球……这些运动在中国非常普及，游泳馆、羽毛球场、乒乓球馆、田径场、滑冰场随处可见，从启蒙到进阶的商业俱乐部体系较为普遍。虽然需要一定花费，但城市中产家庭能够承受。

　　这一类的运动有一个好处，进可攻，退可守，练好了当作是晋身专业运动员的阶梯；练不好就当作是强身健体、体育娱乐，兼顾学业和训练。

　　所以我们看到的游泳明星、乒乓球国手、羽毛球冠军，大多来自城市家庭。

　　理解了运动与阶层的关系，我们大概也就明白了，为何有些运动员星光熠熠，与大明星们一起出入名利场，上杂志封面拿商业代言；为何另一些运动员，退役后却生计艰难。

　　这里还要提及一点：体制内极其看重奥运金牌。吴柳芳与管晨辰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奥运冠军。吴柳芳因伤无缘奥运会，这也造成了两人命运的悬殊分野。

　　03

　　想起二十年前，有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举重冠军沦为搓澡工》，还有一篇《南方周末》特稿《举重冠军之死》，都引发过争论，现在已年代久远了。

　　举重果然是贫寒子弟的运动，而且即便拿到奥运冠军也很难商业化，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已属不易啊。

　　一些奥运热门项目，如跳水、乒乓球，冠军们拥有无数代言、登上杂志封面、成为顶流明星。至少也能拿到丰厚奖励，或在体制内获得稳定的工作。

　　然而，更多冷门项目的世界冠军，保障却极为有限。而且越是这类运动，就越缺乏市场接纳，越依赖体制保障。

　　这便形成了马太效应：同样是世界冠军，越是家境富有者，获得的体制保障越多，市场机会和商业代言也越丰厚，所有的鲜花都向他们拥簇；越是家境贫寒者，越难得到体制保障，也越难拥有市场和商业机会。何况，吴柳芳们已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将”——她们已经跑出来了，而那些没能跑出来的运动员呢？

　　吴柳芳因家庭贫困，又因母亲手术背负巨债，走投无路之下选择跳舞直播。她被管晨辰指责“擦边”，本就可笑——管晨辰随后被曝出穿得更少、更“擦边”。这样的指责本身就很离谱，对两人都离谱，但更离谱的是双重标准。

　　那场网暴对吴柳芳打击极大。“当时，我一度不敢出门，怕被别人扔臭鸡蛋。”

　　经历了流量暴涨、封号、流量归零、账号恢复的起起伏伏之后，吴柳芳靠着自媒体还清了债务，开始学编剧、拍短剧、发行个人单曲、拍摄古装视频，深耕传统文化与文艺领域。这非常好。

　　但若有人事后诸葛地说：“你看，不擦边也可以赚钱，为何不赚干净钱？”我无法认同。

　　一方面，我不认为吴柳芳之前跳的舞有什么不干净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挺好的。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流量做起来极为艰难。若不是那场巨大的风波，若不是奥运冠军管晨辰“反向送流量”，若不是吴柳芳一度积累近600万粉丝，她如今再怎么拍视频，也未必能有足够的影响力，更未必能还清债务。

　　从世界冠军到背负巨债，从网暴封杀到艰难还债、重新出发，吴柳芳的沉浮并非一人之命运，而是折射出体育培养机制、阶层流动与市场逻辑交织下的结构性困境。

　　当这个社会每一位曾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还不能人人都拥有体面而可持续的光明出路时，我们至少不应在他们挣扎求生时，轻率地施以道德评判。

　　你总不能说，因为她曾经是冠军，曾经为国争光，所以别人可以做的事她都不能做，就活该一家饿肚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