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低迷阴影下的中国欠债人

　　中国失信人的处境如何？他们怎样过着特殊的生活？

　　贵州失信人沦落打日结工还债

　　贵州的失信人杨刚（化名）坦言，他2020年做装修工作，2021年与朋友合伙装修开酒吧和会所，开业后遇到消防来查，因没有办理消防许可，停业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开始，但因为同时遇到疫情，停停开开，最后在2023年年底彻底破产。

　　杨刚在经营酒吧期间与合伙人发生矛盾，最后拆伙，向银行贷款自己干，总共负债590万元（人民币，下同），都是用别人的名义贷的款，但由于是他牵的头，所以债主们都来找他。“我当时还因欠员工工资被起诉，最后被限高（消费）是我雇用的保安公司起诉的。”

　　杨刚说，因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有认识人，有打点过关系，实际他欠银行的钱没有被催得很紧，银行也就是打电话问一下，有的时候“请喝茶”，但是聊一聊最后对方就以“找不到人”之类的理由放过去了。

　　“有的时候也有催债的电话，还有贴广告催债，还有威胁的，各种各样的事都有，但是有什么办法，没钱怎么还？法院那些人好办一些，因为都有打交道，以前来我们会所免费招待他们，催得最紧的是个人债主。”

　　他说，欠债以后朋友都不敢接触你了，怕你借钱。

　　为了躲债，也是为了能再翻盘，今年杨刚到了义鸟，之前也曾想过去杭州发展的，但是全国经济萧条，哪里都一样，只有义乌现金流还好点。他说，“现在在义乌做日结，租800元的房子，一个月赚二三千元，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生活下去。还债要考虑好项目，做点什么才可以挣钱还债，但现在找项目太难了。”

　　他说，现在就是自己调整心态，坚持活下去，再想办法还债。“在义乌这边有好多和我一样负债的，都是想在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翻身的机会”。

　　3月11日，一位博主发视频说：“凌晨4点，上海松江新桥零工驿站几百人等活，却接不到一单！”（视频截图）

　　企业主：许多欠债人将工厂搬到越南 对中国环境失望

　　广东39岁的企业主龙飞（化名），十几年前开始创业，公司资产一度超过六七百万元。2019年之后遭遇新冠疫情封控，公司一夜崩塌，自己也债务缠身。

　　龙飞经历失信、限高，背负一两桩起诉案，欠了银行的钱逾期了，“我欠银行二百万左右，高利贷总共有四五十万，私人普通的大概有六十多万。”他说。

　　今年6月14日，龙飞对记者说，清明节时祖坟被挖，是借钱利息高的两家债主干的，一家是欠34万元，另外一家是欠16万元。

　　当时有人打电话给龙飞，说他家的坟被铇开了。他跟债主说，“我出去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点一点地还，如果你们等不及了，大不了你们要了我的命，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说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挖坟）事情的话，你就不要怪我走极端，我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最后债方说，利息他们不要了，有钱把本金还上就行。

　　龙飞说，他被追债追到患上抑郁症，跟债主和解以后病况好多了，现在准备出去找工作。但失信人要重新爬起来需要一点时间的，经历疫情之后，所有各方面的收入都降了，谁也不敢随便再投资了，“我们圈子里面说的最现实又搞笑的话是：这个年头但凡有一点上进心的人都负债了。”

　　他说，欠银行的部分，他还不起了。银行的也查了，发现他没有财产了，说给本金八折处理，但是现在即使本金八折也没办法还。

　　龙飞认为，造成他们负债人走投无路的真正原因是制度问题。“现在政府把我们失信人的路子堵死了，尤其是征信这一块，特别是限高（消费），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定。说实话，现在限高铁和飞机那些制度早就该改了，因为很多时候飞机的机票打折比火车票还便宜，这些制度政府一直不改。现在是把负债人往死里逼，完全不给活路了。”

　　他说，事实上许多负债人已远走越南了，把工厂搬到越南，后来还了债，很多人都是对国内环境失望。

  示意图　(Johannes Eisele/AFP)

　　自称用他人名义“过得不错”的失信人

　　也有欠债人自称“过得不错”。

　　在广东从事美容产业的34岁老板黄星（化名），2016年开始负债六百多万，现在还剩二百多万没还，银行的欠款一分钱没还，还的大部分都是欠私人的。但欠员工的也不打算还了。

　　“我现在欠员工十几万，这十几万我也不打算给了，你要起诉就起诉了，我现在重新买的车，买的房，反正没在我的名下，让他们起诉了，我现在也被执行了。”

　　他说，刚刚暴雷的时候很焦虑的，被吓得半死，慢慢地就坦然面对了。

　　“我身边的朋友该还的，曾经帮我，拿钱给的，我肯定要还的。银行的钱，不想还。像银行这几年跟我沟通多少次，还有信用卡那些东西，直接给我免息免罚金，然后本金给我分期，我说我没钱，现在还不起。”

　　对黄星而言，中共官方的限制措施似乎对他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

　　上了失信黑名单之后，黄星和别人合伙在广东开厂，做洗发水，包括股份和在公司挂职的监事都是以家人的名义。法院冻结他的银行卡，还冻结微信里面的零钱，他现在用家人的银行卡和微信。

　　“可以坐高铁，坐飞机，顶多我不跟银行往来，我是找第三方解决坐高铁、坐飞机。一万多块钱，我是找朋友挂靠他那个公司，要出差，然后他们那边就可以打证明。”

　　他有许多办法，挂靠在做外企的朋友的公司，挂了职以后就可以正常出行，已经挂了四五年了。

　　黄星说，法院正常的逻辑是1年可以拘留你2次，但是一般不会拘留你。这么多年，他没有被拘留过。

　　“我现在名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现在是失信，如果我被查到有钱进入，但是你不归还，你就属于老赖。失信和老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失信是属于我有偿还意愿，但是我没有偿还能力，老赖是属于你有偿还能力，但是你没有偿还意愿，所以他就拘你。”

　　黄星最后说，这几年负债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新冠疫情封控那几年。但对他而言，现在生活质量没有下降，“该有的我也有了，我车也不比以前差，房也不比以前差。”

　　中共征信制度被批是恶政

　　中西方的征信制度差异很大。西方征信是经济工具，高度商业化；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是政府治理机制。近年国内外不少学者、律师、人权组织揭露中共的社会信用体系有迫害人权的因素。

　　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认为，在西方能正常运作很好的制度，一旦被中共修改移植到中国，就会变畸形，带有恶政的特点。而中共这套制度又是虚伪的，在官商关系或地方保护下，欠债者能通过资产转移、假诉讼、搞关系逃避黑名单或执行。那些所谓人脉广的人有诸多办法可以钻空子，照样可以赚大钱、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普通债权人追债极难，法院执行率长期不高。一些债权人永远无法追回自己的钱。至于欠银行的钱被拖成烂账，这本身也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