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厮杀更严重！中共21大将迎大洗牌

不少论点认为习的权力在内部受到严重挑战，导致其必须采取大规模清洗人事动作。对此，吴国光认为，习的权力高度集中后，过往敌对派系基本消失，仅剩习派；派系政治不会结束，只会架构改变，转化为习下面亚派系竞争。

他说，派系的出现是必然的，在一个如此大的政党，高层领导层必定有各个不同人际关系网络，所谓的派系可以说是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习来说，他也特意利用这些不同派系相互挑战、牵制去强化自身权力。

吴国光推估，不排除最近几年出现一些问题，导致这些派系加大对于自身人马的拉拔，否则一旦派系弱化，将成为派系生死之争；在这些竞争中，只要找到目标人物的腐败佐证，递到习面前，习必定得做出处置。

中共21大会议将在明年召开。吴国光提到，随著中共21大会议将近，各个派系对于提拔自身人马的动作将加剧，在这过程中有这么多肥缺，一些年轻干部势必得找到一个后台去依附以获得提拔，这时派系厮杀恐更加严重。

吴国光总结，过去习与李克强竞争，这是兄弟之争，习是老大哥，各个兄弟都可挑战老大哥；现在习是大家长，谁都不会对他构成挑战，只要习底下派系相互挑战即可，这是习晚期政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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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左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及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柯承惠摄）

今年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但对今日的中国、特别是对于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主的高层，更是影响深远。而有关于“文革”是否必然会发生的问题，更是学界激辩的话题。

对此，有台大教授认为，“文革”不仅仅是一场由中共、或其前领导人毛泽东等人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粉碎画、与观念的激进化所造成。不过，今日的中共高层并未有前大陆总理周恩来类似的人物，且局势与文革当时并不能相比。

“文革”改变了中国历史？

长风基金会6月27日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到台北演讲，并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回应与对谈，吸引上百位专业人士和媒体到场聆听，场面热络。

在谈及“文革”的当代意涵时，张登及指出，“文革”虽然已经远去，但事件的影响还是在执政的中共高层当中。例如有时这些老官员聚集在一起，也会对于过去的时代“忆苦思甜”。而这样的事件也影响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张登及分析，“文革”的抱法也与20世纪初，也就是从清朝以来，中国社会的粉碎化与观念的激进化有关。同时，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改造与矛盾，包含阶级、城乡、民族等问题也有所影响。而中共推行计划经济与“制度例行化”，这意味著他们需要一个“深层政府”（deep state）。当然，这也与中共“一五”经济计划的成果，以及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清算前领导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冲击有关。

张登及指出，当年的苏联在斯大林下台之后，演变成三派变成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时，在中国大饥荒与国际孤立下的“自力更生”，让民众的热情、恐惧与机会主义一起汇流，更导致了民粹冲垮制度。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及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柯承惠摄）

共产党执政的“天条”不可打破？

此外，受到“文革”的影响，在张登及来看，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面相，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也意味著邓小平在执政的不同阶段，有著不同的决策逻辑。举例来说，在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时，当时作为中共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度是帮助“反右运动”的。但到后来，邓小平就变成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与“向前看”。

而幼年时曾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吴国光则在演讲中指出，各界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文革”到底是对中共制度的一个根本的背离，还是中共内在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此外，虽然“文革”前后的中国政治情况不同，但吴国光也解析，“ 共产党垄断权力这一条，是不可以改变的”。因为各界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即便你打倒了各级党的委员会，但党作为一个抽象的体系，还是没有改变。只是换成不同的党员来执政”。而与今日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共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农历春节前夕，回到当年“插队”的梁家河村。（新华网）

“文革”对习近平产生重大影响？

而与习近平同样生于1950年代的吴国光相信，文革对于习近平青年时期的成长，“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他分析，习近平虽然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属于高干子弟，但习仲勋1962年就遭到“清洗”，而当时身处中共高干子弟学校的习近平，身旁的人对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

吴国光解释，目前的资料指出，习近平在1966年至1969年，曾被视为是“黑帮子弟”而遭到批斗，并且在街头流浪，还被抓进过“学习班”，差点进入了“少管所”，而这个局面要一直等倒1969年他在文革中到陕西省延川的梁家河“插队”，才得以结束。

而习近平在1975年以“工农兵学院”的身份进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更在1980年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的秘书，在吴国光来看，这更是显示出文革后期的习近平、特别是在梁家河入党后，已经“麻雀变凤凰”，习近平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职业生涯，“在文革的后期，经历就不一样了”。

但对比于习近平喜欢强调自己是“梁家河大学”毕业，或是从“梁家河大学”走到清华大学，吴国光认为，中共那一代人在“文革”学到的一些观念是“权力至上”、或是“党权至上”。而有了权力就有一切，因为在整个文革的初期，就是逻辑就是在夺权。例如当时的中共副统帅林彪就曾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27日出席长风文教基金会“文革60周年专题讲座：文革与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柯承惠摄）

具有中共特色的“趴粪”运动？

而在回答媒体有关中共近期加强对官员整肃，以及在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官员是否出现“老化”的问题时，吴国光则解释，习近平现在对官员的整肃，跟“中共21大”有关联，“他的整肃远远超过了他的第一个五年，（现在）还要多得多”。

而有关于明年将要举行的“中共21大”，吴国光预测，随著时间的接近，未来各个派系将会提拔年轻的人，“至少在中央委员会层面，会高度年轻化”。他甚至预期会中共让“80后”开始出现在中央候补委员当中，甚至可能占相当数量。而在省、市、区一级的党委换届当中，他更预期1970年代当中出生的一代，会占到整体的60%左右，而更年长的1960世代，可能是只占到10%几。

根据吴国光的统计，中共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已有12.5%的人被清洗了，但对比习近平上任时的中共“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当时只“清洗”了一名成员，现在已经三名了。但对比外界经常菜侧，习近平是不是遭遇到了重大的权力挑战时，吴光国也回应“我认为不是”。

而关于习近平为什么近期在没有遇到挑战的情况下，反而加速清洗中共干部，吴国光分析，在各派人士的内斗之下，搜罗目标人物的腐败材料，“这个我相信太容易”。而习近平底下这些人，互相来找材料，更被他称之为“有中共特色的趴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