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国正在批量淘汰中国淘金者

很难想象，仅仅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中国制造最向往的飞地之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地理上紧邻美国、又能借《美墨加协定》享受零关税的墨西哥，承接了一轮密集的产能转移——新能源汽车、家居家电、纺织服装鱼贯而入，中国一度是墨西哥外资增长最快的来源国之一。

转折发生在2025年。川普重新上台后，把矛头直接对准在墨西哥扎堆的中国工厂，关税大棒一次次落向墨西哥与中企。政策阴影下，借道墨西哥的逻辑迅速松动。

这并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撞上同一堵墙。过去几年，那些涌向墨西哥的企业，也曾涌向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绕开壁垒、续上一条通往大市场的出口通道；而每一次，壁垒最终都会沿着新的路线重新筑起。

如今，这条靠地理腾挪套利的路正在走到尽头。

但路被堵，不等于市场消失。记者近期接触了多位在墨西哥一线的中国企业主、律师与创业者，他们的经历指向同一个判断：当贸易规则被反复改写，靠"换个地方"来套利的跳板正在失效，真正决定去留的，是能不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把生意踏实做下去。

这其中，有人已经对准了新的目标。

01 脆弱的跳板

在墨西哥城待了六年后，卢超发现，当地的工作不好找了。

作为自由职业者，卢超主要服务于出海至墨西哥的中企，提供日常翻译及部分管理支持。但过去两年里，墨城的工作机会变少了，报价也一路下滑，“大概降了20%-30%”。

卢超观察到，以中企在当地放出的基础翻译岗为例，2024年年初，月薪最低都能开到6万比索（约2.3万人民币），如今，不少岗位已经降低至4-5万比索（约1.5-1.9万人民币）。但岗位的应聘标准反而在提高，“你不能只是单纯的传话，还得有经验、懂行业。” 

人才市场的寒意，是中企出海墨西哥趋势转变的缩影。

中企对墨西哥的兴趣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在那之后，不愿意放弃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利用“中国产零部件输入—墨西哥组装—零关税出美”这个链条开始在新大陆搭建起了新的组装线。这股热潮在2022-2023年达到高峰。头部企业密集落子：立讯精密在墨西哥布局消费电子组装产能；敏实集团扩建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工厂；海信、TCL在蒙特雷、墨西哥城等地多年深耕家电产能；比亚迪则在2024年高调宣布选址建厂计划。

为了满足不断上升的涉外法律需求，2023年下半年，林耀昌被兰迪律师事务所外派至墨西哥城。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配合时差常常熬夜，“来咨询的企业很多，大概是怕错过机会，不管业务有没有落地，都要找你问一问。”

川普挥起关税大棒后，这种弥散在出海圈里的“FOMO”情绪（错失恐惧症）极速降温。林耀昌估算了近一年里加上的潜在客户，“一共几百个吧”，已经明显减少。消失的大多数，原本都将美国视为出海的目标市场。

墨西哥城街景 图源：受访者林耀昌

早在竞选期间，川普就开始释放“中国企业不能借墨西哥绕道进入美国”的信号。他曾在2024年10月的某次演讲中强调，要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USMCA），并“征收任何必要的关税——100%、200%、1000%，以保证（中国）建造的这些工厂不会向美国出售任何汽车。”

《美墨加协定》规定，符合原产地规则的产品可享受零关税待遇进入美国市场。这条政策是墨西哥吸引中企投资的核心原因之一。随着川普不断释放收紧贸易规则的信号，且考虑到《美墨加协定》将在今年进行重审，市场对于未来政策走向的愈加担忧。“照目前形势看，修改后的协定只会更加严格，中企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林耀昌表示。 

“发现政策有变后，不少企业直接放弃了在墨西哥落地。”林耀昌估计，他接触过的前期咨询客户中，约七成没有选择继续推进。

已经落地墨西哥的企业相对稳定，开始深耕经营，但退出案例也在增加。在林耀昌接触过的、已落地墨西哥的企业中，因关税等政策影响而撤出市场的比例约有三成。 

影响的关键原因是，在美国施压、本地工业发展考量等多重因素下，墨西哥收紧了对中企的态度。2025年12月，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关税法案，要对来自非自由贸易协定（FTA）国家（包含中国）的超1400种产品征收最高达50%的关税。

对于依赖“中国产零部件输入—墨西哥组装—再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新关税政策会让其原材料进入墨西哥的成本被整体抬高，依靠关税套利建立的商业模型失效。

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在同步收紧IMMEX法案的审核。该法案允许获得资质的企业以较低税负进口原材料，在墨西哥加工后再出口，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实现低成本跨境生产的制度基础。

但过去两年内，墨西哥相关部门加强了对IMMEX企业的真实性核查，要求其提供更完整的供应链与生产证明，且名额明显收缩。“有很多企业申请了一到两年还没有结果”，林耀昌表示，围绕IMMEX审批的灰色交易却开始活跃了起来。

当行业秩序开始混乱、贩子漫天要价时，意味着这个市场失去了最基本的规则预期。从墨西哥绕道进入美国的“跳板”模式，已经接近失效。

02 看不见的高昂成本

服务于出海企业的远梯咨询运营总监Lora观察到，一些原本依赖转口贸易的企业，正在重估墨西哥市场本身的价值。 

她提到，一家长期通过墨西哥向美国汽车制造商供货的中型汽配企业，审查加强后就立刻调整策略，在墨西哥投资设厂。“原本是为了保住美国的客户，但随着中资汽车厂出海拉美，他们发现本地的客户前景也很不错，重心逐渐偏向墨西哥。”Lora表示。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客户里更多都是在做本地业务。”林耀昌表示。墨西哥拥有超过1.3亿人口，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当地工业水平和消费市场“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仍有很多发展空间。

但机会的另一面是问题。真正扎进本地环境后，混乱的营商环境、繁琐的合规流程、低效的行政审批——每一项，都足以让外来投资者头疼。

刘淼看中了墨西哥稳步增长的两轮车市场，于2022年底在墨西哥州首府托卢卡建厂，经营自有摩托车品牌，并代理了部分国产摩托车的销售。十年前，他曾在国内经营摩托车配件厂，专为墨西哥企业供货，对当地市场并不陌生。但真正落地后，他发现，“问题就没有停过。” 

在墨西哥，工厂选址是一门学问。以托卢卡为例，安保严密、交通更便利的工业园区，每平方米的租金为8美金/月。出园区后，村镇中也有工厂，租金仅3-4美金/平方/月。刘淼听闻，有朋友为了节省租金选择后者，结果在一周内被六个不同的当地人上门索要保护费。 

“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地盘，你在这里办厂，就是我罩着的。但大家也无法验证。虽然每次只是索要两三百美金，但次数多了还是很‘恶心’。”刘淼直言。

他最终选择在工业园区建厂，用更高的成本换安心。但内部问题层出不穷——工厂的零件时常失窃，样品车停在厂房外，后视镜也会被撬走。本地员工对偷窃习以为常，“他们竟然都看得下去”，刘淼不解。部分中层贪污严重，“但凡有点权力，就想着法子去捞钱，比如把自己的家人弄进来，和熟悉的物流公司合作、拿回扣之类。”

“如果让墨西哥的中国老板们坐在一起，大家能吐槽三天三夜。”刘淼无奈表示。

Lora则发现，中企落地墨西哥的成本，都在无法公开的账面上。她最常做的服务是公司注册、签证办理，需要时常在墨西哥政府部门间跑动。每次接到客户需求后，Lora都会先和对方坦言，需要准备“打点费”。

这并非空穴来风。透明国际发布的《2025年全球腐败感知指数》显示，墨西哥得分仅为27分，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垫底。

在Lora的经验里，她接触的当地部门里，有六成都需要在某一环节进行“打点”。具体的案例是，在任何需要交材料、审批的环节，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在材料都没看完的情况下，直接说“不行”，或者用“需要内部审核”的理由，拖延结案的时长。Lora亲历了这个场景，她正准备理论，对方就拉开抽屉，指了指里边的公章，开口，“5万比索”（约2万元人民币）。意思是，“现金拿过来，我马上就给你批。”

在国内，安全的生产环境、顺畅的政务通道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到墨西哥后，这些都成了隐形成本，逐步侵蚀中企在当地的利润。

03 最贵的成本，往往来自侥幸

另一方面，许多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并非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导致。

在墨西哥签合同，除了约定条款内容，合同开头通常还需要专门说明双方的“背景情况”，包括企业的经营范围、注册信息，以及公司依据哪份公证文件成立，以证明公司的存在及其业务是真实的。在规范的流程里，企业还需提供税务评价作为佐证。

然而，许多企业直到开展业务才发现，税务合规是其正常经营的基础门槛。如果企业未按要求完成月度报税，税务评价就会显示为“消极”状态，进而影响在墨的合同签署、政府审批甚至银行开户。

林耀昌观察到，不少出海企业更关注市场开拓和销售增长，对合规建设不够上心，也因此付出代价。“很多人的想法是先把货卖出去，遇到问题了再解决”，这一心态直接拉高了其合规成本。

劳工问题则更为严峻。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许多落地墨西哥的中国企业，在从国内外派劳务时，并不会先为其办理工签，而是让劳工以旅游签入境工作，俗称“打黑工”。等其工作稳定后，再推进工签手续。 

这一做法背后的核心是成本考量。Lora解释称，首先，企业需要具备聘用外籍员工的资质，这一门槛本身就已经将大量中小出海企业排除在外；其次，即便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等手段获取了聘用批文，还得面临工签面试的繁琐程序。因国内墨西哥领事馆面试预约周期过长，部分员工还需前往美国境内面试。

如此一来，企业为一名中国员工办理工签的综合成本显著上升，“仅是签证，就需要5-6万元人民币”。Lora表示，迫使企业做出选择的问题是，“如果投入这么高的成本，而员工干几个月就跑了，怎么办？” 

最终，企业选择把成本转嫁给候选人，劝诱以“旅游签入境工作”的方式推进用工。初到海外的员工往往低估违规用工的法律后果，且早期出海墨西哥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他们觉得大多数人都没出事。”

墨西哥城展会，参展方多为中企 图源：受访者Lora

然而，随着中企落地墨西哥的阶段推进，墨西哥政府也开始发现政策上的漏洞。尤其是中企最早聚集的墨西哥北部工业区，出现了多起劳动局直接上门查签证的案例。

一旦被查实，员工会面临遣返，甚至数年内无法再次入境的惩罚。对企业而言，除了生产与项目进度会被迫中断外，还可能被纳入重点监管名单，面临后续更高频率的抽查，直接推高长期合规成本。 

“这是有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Lora表示。在出海过程中，中企低估了当地制度复杂性，那些多出的成本，本质上是为管理疏忽和侥幸心理买单，是为错误决策付出的代价。

04 游戏规则更改后，重新发现拉美

那些只把墨西哥当跳板的投机者被淘汰了，留下的企业，则被迫开启了真正的跨国经营之路。

“墨西哥不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市场了。”林耀昌表示。即便“北美后门”的渠道已经逐渐被堵上，但若想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优势，墨西哥仍是出海企业通往拉美大市场的桥头堡。 

中国企业正在重新发现拉美数亿人口的真实价值。据商务部数据，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与拉美贸易往来增长了40多倍，总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5000亿美元

美洲的消费热情一向被众人称道，早期进入墨西哥市场的贸易商小涛对此印象深刻。刚到墨西哥时，他曾拿着展会上剩下的美发展品挨家挨户推销。“先去剪个头发，和老板套个近乎，产品当场就能卖出去不少。”凭借中国供应链带来的价格优势，小涛很快找到当地代理，铺开销售网络，赚到了第一桶金，“感觉钱追着我在跑。”

类似的机会并不只存在于墨西哥。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等国家，消费升级与工业品供给不足同时存在，为中国企业留下了广阔空间。以智利小镇Los Andes为例，不足北京三里屯商圈大小的镇中心里，就聚集着四家中国超市。这个不起眼的场景，折射出整个拉美市场长期依赖进口的现实，以及背后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于已经扎根当地的企业而言，墨西哥正在成为进入整个拉美市场的起点。今年年初，墨西哥对中国摩托车整车进口加征25%关税后，刘淼代理的国产摩托车业务受到影响。他没有选择收缩，而是决定再开辟新的业务线，进一步深耕本地市场。

“你只能去适应这个市场。”刘淼说。如今，其摩托车业务已经以墨西哥为中心，扩张到了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

如果说过去几年吸引中国企业的是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那么今天留下来的企业，看中的更多是拉美市场本身。

林耀昌发现，早期出海到墨西哥的企业多数抱着试探的心态，“可能只是做简单的转口贸易，租个小厂房就开始做”。而现在，他所接到的客户，大多已经在当地投入重资产，且绑定了长期客户，其需求从前期公司注册等基础问题，转向了劳工、税务等更为长期的系统化工程。

“尽管咨询量整体减少了，但客户的质量在提升。”林耀昌表示。

卢超有同样的观察——新一批来到墨西哥的华人老板，比早期的企业主更尊重本地文化。明显的差异是，他们对墨西哥的办事效率有预期，会更加耐心，“不再要求所有事情都得立马有个结果”。新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也更加平等，“不仅不会为工资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接受加班费。”

中企经营与管理问题的集中暴露，也是出海生态升级过程中的一次筛选。政策收紧、成本上升、合规门槛提高，淘汰的不只是企业本身，更是那些依赖信息差、监管差和制度套利的旧模式。 

卢超已经决定在下半年离开墨西哥，回到中国。但他并非要退出出海潮，而是计划中墨两边跑，以服务商的身份助力中国企业出海，重新连接中墨两地。他的身份转变，也是中企出海墨西哥从“寻找机会”走向“长期经营”的缩影。

墨西哥的机会还在，只是躺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没有捷径可走的中国商人，比拼的是在陌生土壤里扎根的耐心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