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有风险 他们为何仍然跳入中国“陷阱”

但报导点出疑问，如果各国了解其中风险，为何仍选择中国？经济学家Soumya Bhowmick表示：“发展中国家选择中国，往往不是因为中国与一个完美替代方案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中国提供的快速融资、大规模基础建设、较少政治干预的模式，与其他速度较慢、方案分散或财政上无法负担的选项之间做取舍。”

他指出，许多政府需要道路、港口、电力系统、数位基础建设及工业园区，“需要的是立即完成，而不是多年评估后才开始”。

“许多国家其实了解风险，但会将这些风险与短期经济成长、选举时间表及迫切发展需求相比较。因此，『债务陷阱外交』并非单纯的陷阱，而是在有限选择下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

过去，全球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多集中在贷款问题，但越来越多研究认为，北京如今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利用经济诱因影响政治决策。

根据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分析指出，北京越来越擅长透过精准的经济诱因，强化与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

对许多政府而言，深化与中国合作，被视为加速经济成长、吸引投资及提升国内政治声望的务实方式，即使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

《News18》并举例，就是台湾邦交国数量逐渐减少。过去10年间，已有11个国家改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许多外交转向都伴随中国提供的经济诱因，显示中国越来越依靠投资与发展合作，而不只是外交施压，来推进自身战略利益。

Soumya Bhowmick表示：“北京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将经济规模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可以一次提供贷款、承包商、设备、技术、市场准入及执行能力，形成完整方案。这让中国相较于只能提供资金、或只能提供战略伙伴关系但缺乏立即经济成果的国家，更具吸引力。”

不过，他也指出，这些诱因同时会形成对中国资金、供应链、承包商、技术标准及再融资体系的依赖，使中国难以被取代。

自2013年“一带一路”启动以来，中国透过建设合约及直接投资，在超过150个合作国家累计投入规模已突破1.39兆美元。

而一带一路并未放缓，反而在2025年创下新里程碑。中国企业当年签署约2135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建设合约与投资案，创下倡议推出以来最高年度纪录。

其中，建设合约约1280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850亿美元，反映北京近年更重视制造业、矿业、绿色能源及工业项目布局。

Soumya Bhowmick表示，中国影响力并非只存在于单一港口、贷款或项目，而是深入日常经济活动。“中国存在于贸易、工业原料、建设能力、洁净能源设备、数位基础建设、关键矿产及消费市场之中。即使对北京保持警惕的国家，也往往依赖中国机械、零组件或工程执行能力。”

与透过制裁惩罚国家的方式不同，中国更多采用“正向诱因”。政治学者将此称为“颠覆性胡萝卜”（subversive carrots），指的是透过经济利益，鼓励政府、企业或国内重要团体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北京的战略利益。

Soumya Bhowmick解释：“目标并非总是直接控制或取得资产，而更多是影响决策过程。中国提供的经济诱因，会让政治菁英、官僚体系及企业因经济利益而倾向配合北京偏好。”

长期而言，这可能影响采购决策、科技标准选择、外交立场、港口与基础建设使用权、对敏感地缘政治议题的态度等，这种策略的特点，在于不需要公开施压，而是透过建立依赖关系取得影响力。

因此，依赖中国投资的国家，可能降低批评北京在南海、台湾、新疆或香港等议题上的意愿。

许多研究者认为，单靠债务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影响力扩张。斯里兰卡金融危机让全球关注大型中国基础建设贷款风险，而巴基斯坦、寮国及尚比亚等国的相关项目，也持续受到检视。

不过，在不少案例中，各国同时向多个国际贷款机构、私人债权人及多边金融组织借款，因此金融危机通常比单一中国贷款更加复杂。

Soumya Bhowmick表示：“债务危机很少是由单一笔贷款造成，而是由不透明合约、高估项目收益、汇率风险、再融资压力、抵押资产、国内制度弱化，以及依赖单一债权人或承包商体系共同形成。”

这些数字显示，即使外界持续批评中国，各国仍将中国视为不可忽视的资金与基础建设来源。不过，先前《Daily Mirror》刊登国际安全研究分析师夏尔玛（Vaishali Basu Sharma）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被质疑可能成为影响国家自主决策的因素，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及寮国等案例显示，中国投资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伴随债务、依赖与政策空间缩减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