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中国互联网上忽然冒出一个新词

　　2002年7月至9月，黄盈盈、潘绥铭等人在东北三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入住式社区调查。他们没有坐在大学办公室里讨论“卖淫问题”，而是进入所谓红灯区，把这些女人首先当作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追踪她们此前干过什么、为什么下岗、下岗以后又干过什么，以及最后怎样进入性产业。

　　一共访谈了103名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其中下岗女工约占一半，而且相当一部分曾经属于国有企业体系。更值得注意的，却是她们进入性产业之前的经历。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昨天从国企下岗，第二天便去“卖淫”。她们寻找过别的工作，服务员、小贩、按摩、美容美发、临时工……不断找工作，不断换工作，最后，一部分人进入了地下性产业。

　　黄盈盈、潘绥铭因此提出了一个后来看来仍然很有解释力的概念：职业平移。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结论概括为一句很有力量的话：下岗只是源头，职业平移才是河床。这句话值得记住，因为一个女人从工厂走到发廊，并不一定发生了某种戏剧性的“道德坠落”。她可能只是一直在劳动，只是她能够出售的东西不断改变：先出售流水线上的劳动时间；后来出售服务；再后来出售年轻、外貌、情绪陪伴；最后，某些人开始出售身体。这不是一条从“好女人”通往“坏女人”的道路，它首先是一条劳动力市场的道路。

　　二、为什么是她们？

　　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习惯观察另外一些数字：GDP增长多少，制造业增加值多少，出口多少，城市化率多少，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很少告诉我们：一个产业消失以后，那些原来站在流水线上的女人去了哪里？

　　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技能、有家庭财产和社会关系的人来说，失去一份工作以后，还可以重新培训、考试、创业、换城市、换行业。可是对于一个没有大学学历、没有职业证书、没有积蓄、没有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的年轻女人而言，选择菜单要窄得多。我出国以前，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曾经观察和接触过一些进入色情及其边缘灰色产业的年轻女性。她们当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有人确实迫于生计，有人背负家庭压力，有人追求消费，也有人只是发现：相比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的流水线、餐馆、美容店或者其他低薪服务业，这一行挣钱来得快得多。

　　因此，我一直觉得用过去那个充满道德意味的词——“失足妇女”——解释她们，非常粗暴。她们未必“失足”，有的人甚至做过非常清醒的计算。一个月辛苦工作赚四五千元，和一天或者几天获得同样数量的现金，在一个缺少其他资本的人面前，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问题。它首先是价格问题，而价格背后，是社会结构。

　　三、她们仍然在选择，只是选择的菜单不同

　　这里尤其需要避免另一种极端解释。不能因为这些女性处于社会弱势，就把她们全部描写成毫无主体性的受害者，现实比这复杂得多。有人拒绝进入色情产业；有人进去以后又离开；有人把它当作暂时工作；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谋生方式；也有人从外围服务逐渐进入直接性交易。真正的问题不是她为什么不找一份正经工作，而应该追问她实际上能够找到什么工作？

　　如果一个女人面对的选择是：工厂、餐厅、收银、家政、美容美甲、按摩、夜场、陪酒、陪聊、直播……这些职业并不存在一道整齐的墙，尤其在城市底层服务业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人员流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美容、美甲、按摩、直播从业者就是性工作者。任何这样的推论都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污名化。问题正在于职业之间的边界可以流动，而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落差。

　　这可以称作被结构压缩过的选择。她仍然有主体性，她仍然是在选择；只是别人面前有二十道门，她面前可能只有三道。

　　四、从东北到巴黎

　　后来，我离开中国来到欧洲。让我颇为感慨的是，在巴黎一些华人家庭旅馆里，我又接触和观察到一些年轻女性。她们的人生当然各不相同，我个人有限的观察也绝不能被当成关于巴黎华人女性的统计结论，但那种熟悉感却很强烈。学历和专业技能没有明显优势，社会关系有限，希望尽快挣钱，有的人于是进入色情或者与之相邻的灰色产业，这让我重新想起在中国见过的那些女孩。

　　后来查阅法国关于中国女性移民的研究，我才发现，这甚至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现象。早在2008年，Florence Lévy与Marylène Lieber就专门研究了巴黎来自中国北方的女性移民与性产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一部分中国女性来到法国以后，由于身份不稳定、对法国社会缺乏了解以及正规就业机会有限，最终进入性产业。

　　两位研究者同时特别提醒人们：不要把这些女人简单理解为没有主体性的受害者。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性产业反而成为她们在法国现实处境与出国以前经济期待之间弥合巨大落差的一种策略。2009年，《世界报》报道巴黎“Lotus Bus”服务的中国女性时，又留下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其中不少女性来自中国东北，有人在巴黎做过餐饮，失业以后进入性产业；不少人没有合法身份，也不会法语。

　　历史在这里突然连接起来了。1990年代，中国东北经历大规模国企改革，2002年，潘绥铭、黄盈盈进入东北红灯区研究“下岗妹”；几年以后，法国研究者又在巴黎街头遇到了来自中国北方和东北的女性性工作者。中国经济转型制造出的就业边缘化，甚至随着人的迁徙跨越了国境。

　　五、国境变了，“职业平移”没有消失

　　巴黎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女性并不只是被动等待。2013年前后，一些巴黎中国女性性工作者开始组织起来，就警察检查、暴力、安全和自身权益公开发声，并与法国社会组织发生联系。法国世界医生组织从2004年开始通过Lotus Bus长期服务这一群体。这又提醒我们：不能把她们只写成一群等待拯救的人，她们是劳动者，是移民，是母亲，是债务承担者，也是有判断和行动能力的人。

　　我近年在巴黎接触到的一些年轻女性，与早年法国研究中的那批东北中年女性也并不完全相同。这很可能意味着，新的迁移、新的数字经济和新的消费方式，又制造出了新一代灰色产业从业者。“职业平移”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地点。

（示意图）

　　六、从发廊到直播间：身体经济升级了

　　如果说1990年代的灰色产业需要发廊、洗浴城、按摩店、歌舞厅和KTV，那么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一个女人甚至不需要首先出售性行为，她可以出售外貌，身体展示，性暗示，撒娇，陪聊，情绪价值，虚拟恋爱，注意力，亲密感。于是出现了一条更加模糊的劳动链条：卖商品——卖流量——卖形象——卖情绪——卖暧昧——卖虚拟亲密——卖身体。

　　当然，这不是一条必然的单向道路。绝大多数主播、模特、美容服务人员和内容创作者并不会进入色情产业。但互联网确实创造了一个过去不存在或者规模远小于今天的市场：亲密关系本身可以被货币化。过去必须在夜总会完成的交易，现在可能在直播间完成；过去必须依靠“妈咪”介绍的客户，现在可能通过私域获得；过去出售的是身体，现在甚至可以先出售一个人的注意力、情绪和想象中的恋爱关系。色情产业没有被互联网消灭，它被数字化了。

　　七、女人还剩下一种资本：年轻和身体

　　如果把这些不同年代的女性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共同结构。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很大程度取决于她拥有多少资本。不是只有钱才叫资本，学历、技能和职业证书，是人力资本；家庭背景、朋友、行业关系，是社会资本；存款、住房和资产，是经济资本；户籍、合法身份和稳定居留资格，也可以成为一种身份资本。当这些资本都比较弱的时候，一个年轻女性仍然可能拥有一种可以迅速进入市场的资本：年轻、外貌和身体。这句话很残酷，但市场价格有时候比道德语言更加诚实。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普通劳动一天只能换来很少的收入，而身体、暧昧和亲密关系几个小时就能够换取数倍于此的现金，那么真正值得研究的就不只是那个女人为什么这样选择；还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个社会形成了这样的价格？

　　八、“新能媛”出现的时候，新能源正在退潮

　　这就回到了2026年的“新能媛”。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很有意思，正就在中国新能源产业经历剧烈洗牌的时候，尤其是光伏行业。今年9月公布的一项基于上市公司资料的统计显示，2024年至2025年，中国110家上市光伏企业合计减少约22.28万个岗位。仅2025年就减少68,255人；而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许多被行业过剩挤出的中小企业。光伏组件价格在产能过剩冲击下曾下降超过一半。国内行业媒体采用不同统计口径，也得出了20万以上的减员规模。例如东方日升员工人数从2023年底的15,228人降至2025年底的5,516人，两年减少约64%；生产人员从9,290人降至2,490人。

　　这是一场真实发生的产业退潮。但是必须强调：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这些失去新能源产业岗位的人大量进入了性产业，更没有证据证明网络所谓“新能媛”就是新能源下岗女工。这个因果链现在不能成立，如果为了文章刺激而把它写成事实，反而会损害整个问题的严肃性。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消失的岗位原来属于谁？其中有多少女性？她们失去工作以后去了哪里？转入储能和其他制造业？回到家乡？进入餐饮、直播、美容、家政？还是重新进入另一个低端劳动力市场？我们现在不知道，而“不知道”本身，恰恰值得追问。

　　九、两次退潮，两代女人

　　三十年前和今天，其实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东北“下岗妹”中的许多人，原来是国企职工，她们曾经属于“单位人”；单位不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住房、医疗、福利、社会关系乃至一种身份。那一代女性经历的是从体制中心跌落到底层。

　　今天许多制造业年轻女工却不一样，她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个铁饭碗。合同工、派遣工、流水线工、外来务工者……企业甚至不一定需要正式宣布“裁员”；减班、停工、取消加班、降低工资、长期放假，就足以让人自行离开。

　　两代女性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三十年前的问题是：铁饭碗被砸碎以后怎么办？今天的问题可能是：从来没有铁饭碗的人，突然连流水线都没有了，怎么办？

　　十、统计数字看不到的人

　　宏观统计最容易遗漏的，也许正是这种“职业平移”。一个女人昨天在光伏厂工作，后来工厂停产，她去餐馆端盘子，再去美容店，再做直播，后来进入夜场。从统计意义上说，她可能始终是就业人口，失业率甚至没有因此发生变化，但她的人生已经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阶层下沉。

　　所以观察经济社会不能只问有没有工作，还应该问是什么工作？收入是多少？劳动时间多长？有没有保障？有没有尊严？有没有未来？GDP能够计算一辆新能源汽车创造了多少产值，却很难计算那个从新能源汽车产业流水线上消失的女工后来去了哪里。

（示意图）

　　十一、不是“失足”，是职业流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喜欢“失足妇女”这个词。“失足”意味着她本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某种道德软弱，一脚踩空了。可是潘绥铭、黄盈盈二十多年前的田野已经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许多女人没有突然跌下去，她们是一级一级走下去的。工资降低一点，工作再差一点，社会关系再弱一点，年龄再大一点，家庭压力再重一点，选择再少一点；最后，性产业可能只是她所在的低端劳动力市场里收入相对较高的一项选择。

　　所以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女人为什么“堕落”，是一个社会怎样给不同劳动定价？为什么漫长而辛苦的普通劳动如此廉价，而年轻、身体、性和亲密关系却能够迅速兑换现金？

　　十二、从“下岗妹”到“新能媛”

　　三十年过去了，国企变成了新能源企业，厂长变成了资本和平台。发廊、洗浴城和夜总会之外，又增加了直播间、私域、社交软件，甚至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下岗妹”之后，互联网上又创造了一个更时髦的词“新能媛”。我们当然还不知道所谓“新能媛”最终会不会被证明只是2026年秋天一个短暂的网络奇观，但它无意间提出了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问题。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厂不断建立，产业不断升级，资本不断迁徙，技术不断更新，一个产业兴起，又有一个产业衰落；可是每一次潮水退去，总有人承担退潮的成本。三十年前，我们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群东北下岗女工，有人去了市场，有人做了小贩，有人去了南方，有人进入发廊和洗浴城，甚至有人漂洋过海，后来出现在巴黎街头。

　　今天，新能源产业又开始淘汰过剩产能，二十多万个光伏岗位从上市公司的员工名册中消失以后，我们至少应该提前追问一句：她们去了哪里？而比“新能媛”真假更加沉重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对于一些处在劳动力市场底部的女性而言，年轻、身体和亲密关系，至今仍然可能比她们诚实而漫长的普通劳动更值钱？这不是色情问题，甚至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劳动问题，是女性问题，是阶层问题，也是中国三十多年经济转型留在无数普通人身体上的历史。

　　产业有周期，资本会转向，技术会更新，网络热词也很快会被下一个热词取代。只是承担代价的人，常常没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