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三大错误，“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法广：王丹，你是华裔加拿大公民。 7岁时，随父母离开中国云南，移民加拿大。后来，在2017年至2023年间，你又回到中国生活和工作，担任分析师，实地观察中国的科技发展。之后再次离开了中国。为什么？

王丹：我向往多元主义，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生后六年后，身处这个庞大文明中之中，那里国家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非常低，甚至可以说，几乎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且只有一个人享有畅所欲言的由。

在中国，目睹了“新冠清零”政策的最终崩溃、众多企业家的处境恶化，以及社会中大量创造力被扼杀之后，我意识到，我真正想要回归的，恰恰是那种无序和混乱，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具有的自由。

中国能否实现赶美的口号吗？ © pieuvre

法广：王丹，你代表了这样一批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在你的著作《高速发展的中国》一书中，你把中国和美国分别划分为“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和“美国的‘法治国家模式’”。您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王丹：我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工程师治国模式”，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多次出现最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拥有工程师背景的情况。工程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倾向于通过“建设”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修建水电大坝、住房、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以及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基础设施。他们甚至将人口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可以被建设和管理的材料。

中国的问题在于，从根本上也在实施社会工程。以“独生子女政策”和“新冠清零政策”为例。这些名称本身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些政策的含义：具体的数字更是直接写进了政策的名称里。

我把这种“工程师治国”模式与“法治国家”模式进行对比，是因为在美国，理解总统几乎都出身于法学院。律师的问题在于，他们更擅长保护财富，而非进行实际建设。这或许能解释美国的现状：美国可以诞生市值数万亿美元的企业，但同时，纽约却面临住房短缺、地铁系统老化等问题；而肯尼迪国际机场（JFK）那糟糕的基础设施状况，更是让所有过往旅客感到震惊。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人能更多地吸收一些律师思维，而美国人则能更多地运用工程师的思维方式。

法广：您是否认为，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正在逐渐远离“法治国家”的模式，转而变成一个更加类似与“企业型国家”吗？在这种模式下，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建立在交易逻辑之上，而非建立在法治乃至国家制度本身之上？

王丹：川普不是律师；从性格和行事方式来看，他更像一个中国商人。不过，在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美国这个高度诉讼化社会的一些特点。他动不动就威胁要起诉几乎所有人。如果不了解川普职业生涯中进行的大量诉讼，就很难理解他的的发展轨迹。他曾起诉《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或许也会起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公开指责他人，让他们接受“舆论法庭”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川普依然是那个热衷诉讼文化社会的典型产物，而不是一个彻底偏离这一体系的人。

法广：你在书中写道，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为什么？

王丹：几年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最终会超过美国。但今天，如果去询问那些负责进行这类预测的经济学家，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最终在整体规模上超过美国经济的这一可能性，已经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怀疑态度。

如果考察中国目前的威权体系，我并不确定这一体系能延续整个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在老化，它往往无法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它对待许多社会群体的方式过于强硬，而且也没有让整个社会普遍感到幸福或满意。

我特别想到的是中国的人口状况，还有上海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上海，那里环境宜人，甚至可以说，巴黎该被称为“西方的上海”。然而，尽管上海生活质量很高、空气质量不错，而且公园众多，可当地居民却不愿意生孩子。根据官方数据，上海的生育率仅为百分之0.6。整个中国的生育率则为百分之1，同样是官方数据。法国的这一数字约为百分之1.6。平均每个家庭生育1.6个孩子，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如果从长期角度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人口还是政治层面，我认为，这些宏观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国目前取得的具体技术成就。

中国在电动汽车、各种工业产品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长期来看，中国未必能超越西方，但最终却有可能让德国彻底去工业化，并摧毁德国和法国的汽车产业。这对西方来说，仍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法广：9月24日，习近平将赴白宫与川普会面。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竞争。事实上，川普最近还声称，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丹：不可否认，美国在尖端人工智能模型方面领先于中国。主要指的是由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开发的那些最先进的模型，它们很可能领先中国的同类产品六到九个月。不过，中国拥有许多其他优势。尽管中国目前没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它很可能在把人工智能推广到整个经济体系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具身智能”，也更认真地考虑如何把人工智能整合进机器设备和机器人技术中。

中国领导人将这项技术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工具。因此，现在断言谁最终胜出还为时过早。尽管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并不确定这种领先优势能否长期保持。

法广：让我们回到2010年代。当时中国似乎处于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利地位。然而，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阻止了这一发展轨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丹：我认为，这种错误正是“工程师治国”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2021年，我当时还在中国。我感觉自己目睹了中国自信甚至自负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刻。

当时，习近平看到了新冠疫情在海外造成的混乱，以及2021年1月6日美国总统权力从川普向拜登过渡时引发的混乱 。正是这个节点，他决定在整个经济领域推行激进改革，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并遏制包括马云在内的一批中国大型企业家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他还试图通过阻止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继续按照过去的融资模式推进项目，让当时陷入债务危机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停滞。

在我看来，正是这三大错误构成了中国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新冠清零”政策削弱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尤其是在上海居民当中；企业家的士气跌至谷底，因为习近平粉碎了他们的信心；而房地产行业的崩盘则让中国民众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穷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由“工程师治国”逻辑塑造的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这个体制负责制定重大决策，但也有可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决策。这正是威权制度的一种固有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期待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从而避免犯下如此严重、如此大规模的错误。

法广：那究竟什么因素最终将决定中美博弈的结局？两国是否注定要走向战争？

王丹：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我相信，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期盼的是一种类似于“冷战”的局面。诚然，很少有人会怀念“冷战”时期。但它确实有一个优点：它是“冷”的。当然，对于那些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外围地区的人来说，如阿富汗、越南或者是朝鲜，冲突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

但是我们应当期盼的是，这两个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超级大国，无需诉诸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竞争。我希望，它们能转而展开竞争，并向全世界证明，谁能提供更好的发展愿景。我希望它们能相互竞争，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最理想的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