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藏族民心之争正酣

北京的中共官员深知，藏族文化对西方人和本国汉族民众都有一种浪漫的吸引力。被中国政府斥为分裂主义者的知名僧人达赖喇嘛如今已年逾九旬，一场争夺藏传佛教控制权的较量正在加剧中。

自1959年逃往印度流亡以来，达赖喇嘛一直是全球藏人抵制中国政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警告称，这些政策旨在同化西藏独特的身份认同。

这场争夺民心的较量正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地方悄然展开。在这里，呈现给普通中国民众的是一种高度商品化、在政治上也能被官方接受的藏族文化。

这套做法看似在奏效。

就连当地藏族人也觉得自己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其中。在中国这片地势崎岖、昔日贫困落后的地方，除了旅游业和采摘松茸，几乎没有其他致富途径。

多年来，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旨在让少数民族更紧密地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如今，许多藏族人表示，那种独特的身份认同感正迅速消失，寺院里不见年轻信众的身影，不少藏族人自己连读写藏文都感到吃力。

香格里拉有数百家服装旅拍工作室，藏族化妆师七里拉姆(Chimi Lhamo)就在其中的一家工作。对于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旅游热潮，她心情复杂。她说，这儿好多都不正宗，但又能怎么办?

藏装体验

拉姆毫不掩饰对旅游热潮带来的经济红利的赞许。这场热潮始于2001年，当时当地官员借用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33年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虚构的世外桃源，将原称建塘、汉语名为中甸的这座城市改名为香格里拉。

没过几年，这座城市便开始将自己宣传为喜马拉雅山脉中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人们可以在这里寻得智慧与宁静。巨型转经筒拔地而起，巨型佛塔紧随其后建成。

七里拉姆是香格里拉一家服装旅拍工作室的藏族化妆师，她对于帮助汉族游客体验藏族装扮感到心情复杂，但也承认这带来了经济收益。图为一名身穿类似藏族服饰的汉族游客走过一名身穿云南纳西族传统服饰的当地妇女。

拉姆于1997年出生在香格里拉，距离这座城市为吸引游客而改名还有几年。她至今仍记得，那时的家乡不过是一个偏僻的贫穷小镇，街道上只有一个红绿灯。

“经济增长肯定是件好事，”她说，“我并不否认。”

西方游客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踏足香格里拉，但国内旅游热潮则兴起于新冠疫情封控之后。彼时，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渴望逃离现实羁绊、寻找精神寄托。如今，在人口不足20万的香格里拉，已有至少300家服装旅拍工作室。

拉姆自己曾经营过旅拍工作室，后来转行在一位外地汉族老板娘的工作室当化妆师。拉姆曾坚持要求工作室提供一些地道的藏族服饰。

但她很快发现，顾客对此并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能出片，”她说，“很多顾客会问我平时会不会穿这些衣服，我回答说：‘我肯定不会这么穿。’”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拉萨现为西藏自治区首府，图为1934年的景象。

在一个几乎没人指责这类做法属于文化挪用的社会里，游客们穿着藏族服装在古城漫步，身后跟着雇来的摄影师，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噶丹松赞林寺，游客们或摆出祈祷的姿势，或转动手持转经筒，拍照留念。

寻找真实的西藏

西藏自治区自1951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目前是中国唯一要求外国人额外办理旅行许可的地区。鉴于达赖喇嘛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西藏总体上也是管控最严格的地区之一。

即便对中国人来说，前往西藏旅行也极其困难。拉萨是布达拉宫所在地，是几个世纪以来西藏王国的都城，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

22岁的汉族女孩Yan Xinyi来自中国东部富裕地区的南京，她希望有朝一日能亲眼看看布达拉宫。她认为，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打扮成一个带有些许藏族元素的日本动漫角色，来到香格里拉的噶丹松赞林寺。

来自南京的22岁的Yan Xinyi认为，汉族人可以向藏族人学习与自然相处之道。来自江西省的28岁青年Wu Shaohua和来自内蒙古的29岁的Zhang Yujiao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个被宣传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来自河北省的学生Wang Qi描述了看着别人转动转经筒默默许愿的场景：“我深受感动，希望他们的愿望能成真。”

Yan Xinyi认为，汉族人可以向藏族人学习与自然相处之道，不过她也抱怨香格里拉商业化气氛过重，还特别提到了当地每天有数十场的土司宴。这些宴会演出被包装成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体验：发型一丝不茍的年轻藏族男子随着嘻哈音乐的节拍在台上扭动身躯，台下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来自江西省的28岁青年Wu Shaohua打扮成人们想象中藏族萨满的样子。

Wu说，他和爱人之所以决定来香格里拉，是因为听说这座小城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他们觉得这里的自然风光令人叹为观止，但也坦言自己对藏族文化知之甚少，此行还没学到什么，也没怎么与本地藏族人交流过。

年轻的藏族小伙在香格里拉数十家土司宴大厅之一跳舞——这些晚宴剧场表演被包装为一种好异域文化体验。

将世外桃源商业化

就连酒店连锁品牌阿若康巴(Arro Khampa)的创始人扎巴格丹(Dakpa Kelden)也在想，蜂拥而至的游客是否已经过载。阿若康巴在云南及其他传统藏区拥有八家精品豪华酒店。

现年56岁的格丹曾是一名僧人，出生于印度，父母是流亡藏人。1987年，十几岁的他搬到了中国。尽管他成功地向外来游客推广了藏族文化，但内心仍充满矛盾。

格丹表示，从经济上说这是好事，但总体而言他并不太确定。香格里拉展示的藏族文化大多是“人们想象中的西藏”。

格丹在抖音上拥有约50万粉丝。他说，自己正通过践行藏族传统来推广真正的西藏形象，包括开设佛教诵经课，以及让游客体验绘制唐卡宗教绘画的课程。

藏族企业家扎巴格丹在云南经营着精品连锁酒店，他也在想这股旅游热潮是否已经过载。

但藏族文化本身也在变化。游牧生活方式日益减少，大城市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带来的物质条件改善，让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渐失兴趣。

对中共而言，争取藏族民心的较量正借助这条通往富裕的道路稳步推进。让藏族人融入更加城市化、讲普通话的主流社会，政府在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试图消除那种曾引发北京方面对分裂主义情绪担忧的独特身份认同。

中国政府一面淡化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一面突出服饰和佛塔等更无害的藏族身份符号，试图重新定义藏族身份，使其变得更契合自身统治需要。

“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地官员想要以一种政治上安全的方式从中获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主任本·希尔曼(Ben Hillman)说。自1999年首次到访香格里拉以来，希尔曼一直在记录当地藏族身份认同的塑造过程。

“我们的文化日渐式微”

藏族化妆师拉姆表示，新冠疫情之前，香格里拉的大多数商店和餐馆都由当地人经营。如今，经营者大多是外地人，并带来了与其他旅游城市千篇一律的旅游项目。

“我们这里已经是他们能接触到的最接近真实西藏的地方了，”她说，“但要接触到真正原汁原味的藏族文化，很不容易。”

来自四川的护理专业学生何曦;来自安徽的Zhang Hui和Gu Min;在安徽读书的Cao Zhikun。

尽管无奈，拉姆也承认，变化不可避免。“我们本地人也在改变，”她说，“我们的文化日渐式微。”

政府禁止未满18岁的人参加宗教活动，导致寺院没了年轻信众来源。

官方还收紧了针对藏族年轻人出国研习佛教的规定，而十年前出国学佛还很常见。藏族人说，如今这几乎已不可能。

拉姆和其他藏族人能一口气报出一长串父辈和祖父辈中出家为僧的男子姓名，但没有人能说出同辈中有谁选择这条路，甚至预计子女这一代不会有人出家。

拉姆觉得，自己会读写藏语已经算幸运。但她的女儿们更喜欢说普通话，只能用简单的词句与祖母交流。

“我们藏族人没有把文化传给下一代，”她说，“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不过我们对藏族文化的了解本来也非常浅薄，这很悲哀，却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