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75年,中国大陆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由毛泽东的疯狂年代,到痛定思痛的邓小平开放,再到现在的“开倒车”局面,在中国政治制度不变的大前提下,历史不断轮回,由犯错误到反省,但最后结果仍是会继续犯错。

五代中共党魁反复“探索”习近平最终折腾回到起步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往后几十年,人民的生活并无出现毛泽东口中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经济发展跟西方世界背道而驰。

第一代毛泽东:学苏联模式 搞计划体制 经济到崩溃边缘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风云人物、四通公司前创始人万润南形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是眼界闭塞的小农经济思想,他复制了前苏联模式,在独裁政权的强力控制下,经济完全凋零,并爆发了中共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历史。

万润南说:“中共第一代毛引进的是苏联的最早是156项计划经济模式,非常粗放的经济建设的总路线,那里面有经济的成分吗?全是政治口号,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搞群众运动,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所以它最后造成大饥荒,搞文革,国民经济到破产的边缘。”

旅美学者邓聿文也向本台表示,尽管一些海外的历史学者认为毛时代曾推动中国工业化,包括当年工业产量有超过10%的递增速度,但这并不能说明毛的经济政策成功,而是显示了其专制制度的特点,既政府掌握和集中所有资源,政府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公众福祉,而是要求民众奉献,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崩溃。

五代党魁反复折腾 习近平最终退回到“起步点”

邓聿文说:“从毛泽东说起,一大二公嘛,完全的计划体制,所以他就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代邓小平:采取实用 经济改革,亲美政策

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的去世,物极必反,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领导人采取实用、亲美政策。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万润南表示,邓小平就曾公开发表,美国的朋友都很富裕,而苏联的朋友都很穷的感慨,从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开启了实用的经济改革。

万润南说:“第二代到邓小平,眼界还是要比毛这一代宽了,从农村承包制、包产到户,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到改革开放,到学新加坡,在对外开放上和美国搞在一起,他很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所以中国经济能够有4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这种实用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邓聿文也指出,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也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依然是一种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模式。

邓聿文说:“毛之后邓当然是有所改革了,开始的改革是农村改革,然后是企业改革;在赵紫阳时代是价格放开,然后引起了一波工潮,也诱发了六四。当然后来我们知道邓92南巡之后,中国走上了所谓的市场经济,现在看来这个市场经济是受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很强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且是非常强。”

第三代江、第四代胡:延续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和不折腾

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延续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最知名的口号既是“闷声发大财”;相比较江泽民,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更强调政权的稳定,以“不折腾”著称。

“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编注:2000年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时说出)

万润南说:“那么到江泽民呢,就更加的实用主义,就是闷声发大财。到胡锦涛,他实际上就是守成,不折腾,抓这个国家的稳定,但是不作为也好,起码他不折腾。”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到了胡锦涛年代,强调和谐社会,不折腾,大部分政策都是沿袭前任,也就是说,很多改革都停下来了。

邓聿文说:“到了江泽民时期,有一度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很大,那个时候某种意义上是国退民进,江泽民时期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中国加入了世贸,中国经济参与了全球化;胡锦涛时期国企改革就是停滞下来了,但是由于加入世贸,中国经济在胡锦涛时期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第五代习近平:由不折腾到大倒退

习近平执政后,又再走回计划经济老路,十年多来逐步推行“国进民退”,万润南和邓聿文都认为,习近平时代的经济衰败几乎是必然结果。

万润南说:“到习他又回到毛那种胡来了,什么命运共同体啊、中国崛起啊,搞终身制,他现在举国体制以后又有点得意忘形了,又回到这种宏大叙事,所以习的这种结果一定会把这个搞砸了,前途堪忧,因为经济这个东西是很实际的东西。”

邓聿文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5年间,中国经济凭着过去的惯性还未呈现败相,但是随着习近平好大喜功,推出不切实际的产业升级政策、政治上的管控也导致民企退场,这种结果几乎是毁灭性的。

邓聿文说:“习近平第二任开始之后,同时要打压平台经济、打压房地产,导致目前这样一个状况,让中国经济喘不过气来;他政治上的极权也打击了市场的信心,现在习近平的整体的经济衰退的迹象进一步加重”。

中共从未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 只是为了救党

两位受访者也认为,无论是邓时代的经济改革,还是八九之后邓小平的南巡,都是在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后,通过经济上的放松来救党的行为。因此中共建政后,从未启动真正的经济改革,更不要说政治改革。

包括民间冀望甚高的胡耀邦也在当年访问日本后,只是提出学习其经济政策,但根本目标是在提中国经济后战胜对方的制度。

万润南说:“是它要再不改革,老百姓都没活路了。他们要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要保政权,所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而是说我们经济上改了以后,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得到巩固。”

邓聿文说:“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要想党长期执政的话,你首先得让老百姓吃饭;从政治上来讲,邓小平的改革肯定有救党这样一个意图。”

万润南最后指出,中国股市全线飘红,这是中国多管齐下的刺激猛药催生出的“乐观气氛”结果,从短期看会刺激获利者的购买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与毛时代当年的大炼钢铁的内核如出一辙,无法解决长远的经济衰败问题。

万润南说:“这个跟老毛当年大炼钢铁、大跃进……事实上一种办法,所以有人说嘛,你这叫泡沫海啸,你看当年是红红火火这样啊,中国不到两年,马上报应就来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别看它现在闹得这么红火,最后那个潮水退下去,泡沫退尽,中国会很惨,那就是一片狼籍。”

前几天,中国政府宣布了从大幅降息到财政支持等一系列强力经济刺激措施。其中中国人民银行(PBOC)为资本市场打入强心针;广州也在同天取消了购房限制,股市因此应声上涨,在建政75周年时,很多中国人沉浸在一种人工市场的狂欢中。

(本文略有删节,原文标题:中国人历75年五代领导人反复“探索”,习近平最终折腾回到起步点。) 原文地址: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4/10/06/27818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