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底层，是如此惨烈又如此稳定？

　　农民获得一定土地承担国家徭役赋税，但不享受社会保障福利，无退休制度，同时农民的农产品被统购统销，无法自主销售与定价，这就完全剥夺了农民在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沦为中国经济的附属品，成为利益被剥夺者。

　　如果农民永远处于被剥削地位，势必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在暴政和灾害同时加害时，农民自然反抗，但中国城乡二元制，为此设计了一个压力阀，打开了一个窗口，制造了一个通道，这就是农转非政策。

　　农转非制度，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这一全国性制度设计，将农民中的头部人才，悉数通过身份转换，让他们实现阶级跳跃，从被剥削的农民身份，升级为可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身份。农转非的方式，可以是高考，参军，招工，公考，形式多样，最终将农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悉数吸纳成统治阶层一员。

　　由此，农民阶层中最具反抗意识，反抗能力的人，就通过农专非制度，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统治者的基本盘。农民对政权的威胁，由此解除。

　　二、城乡二元制，本身就是阶级相互制约制度，城镇居民天然统治农业居民，中国由此实现底层互治，社会超级稳定结构就此建立。

　　从社会资源初次分配制度设计上，先面向城镇居民，再分配给农民，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在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社会地位上，天然就比农民高一个等级。

　　最为关键致命的制度设计，是居民的经济利益，建立在盘剥农民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农民，农业，农村的稳定，直接决定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利益关切。

　　居民是寄生在农民之上的利益存在，这就决定了居民天然要保证农民的稳定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所以在中国政府之外，多了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来确保农民农民阶级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社会超级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城乡二元制，首先划分了身份阶级，同时预留了阶级身份转换通道，又实现了阶级制约平衡，在中国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底层危机之前，城乡二元制本身，就已将危机控制在城乡之间，并自我消弭。

　　城乡二元制，就成为中国社会超级稳定终极密码，也是历史上最稳定、最科学奴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