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G！大学生心理咨询，被泄露给导师和家长

本硕7年，木木在学校先后换过四位咨询师。她所在高校的心理咨询资源较丰富，学生需求也较大，由于每个学期的咨询都需要重新预约，她总是约不到同一位咨询师。

她没想到，有的咨询师会“告密”。

“没有任何想要伤害自己与他人的表达，我始终不懂他（高校咨询师）为什么要突破保密协议。”木木说，她在第四段的咨询过后，咨询师将她对学校制度的不满以及学业的压力告知了导师。

这次泄密让木木开始思考，学校咨询师既是心理咨询师，又是学校的员工，“他们更在乎的也许并不是来访者的利益和福祉，反而是降低学校的风险。”

木木的经历发生在许多学生身上，社交平台上，对高校心理咨询的“劝退贴”在不断增加，学生们分享自己被“背刺”的经历，劝退想要尝试高校心理咨询的“同伴们”。

高校内的心理咨询需求在增加。《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对近8万名大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大约是21.48%。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呈低龄趋势

但学生们却不敢踏入心理咨询室。日前，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收集了高校学生填写的7595份有效调查问卷，有16.27%的人有做心理咨询的需求但并没有去过，没去过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学校咨询室情况，不敢贸然前往”（占比44.86%）。

问题出在哪里？

01

不被信任的心理咨询

木木就读于某双一流院校，在她的学校，临近期末往往是咨询高峰期，她也总是在这段时间寻求帮助，因此很难约到同一位咨询师。最初的本科阶段咨询时，咨询师就跟木木详细介绍过学校的保密协定以及保密突破的范围，前几次咨询结束后，也从来没有辅导员或导师找过她，因此木木一直很信任学校的保密制度。

“告密”发生在2023年第四段咨询，由于学业压力，木木情绪崩溃，尽管这位咨询师并不像前几位咨询师那样适合她，木木还是将自己的烦恼一件件说给咨询师听。令她没想到的是，第四段第二次咨询结束后，她突然收到了导师的消息。

木木一开始并不愿意相信咨询师泄密，第四段第三次咨询时，她直接询问咨询师，咨询师犹豫片刻才坦白自己将木木对学校的不满告诉了她的导师。咨询师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导师也许能帮助木木度过这次情绪危机，但这让木木感觉自己被“背刺”了。

木木解释自己没有去找导师沟通的原因，是与导师的谈话总是在公开场合，暴露的环境让她缺乏安全感，很多次谈话她都会崩溃大哭，引起他人的关注，这让她倍感压力。

同时，导师很喜欢在跟学生谈心时举其他学生的例子，她的情况也会成为案例，这让木木每每想到都觉得毛骨悚然。

较为幸运的是，木木的导师并没有向她施加压力，而是以鼓励为主，木木也不断说服自己信任他人，但在后续的咨询中，芥蒂和防备始终在场，木木不敢再向咨询师透露过多的隐私，咨询没有给她带来帮助。

相比之下，王昊受到的伤害更难以疗愈。

那是2019年，他在广西一所高校读大一。第一学期缺课两次后，辅导员找到王昊，得知王昊的情绪不佳，她耐心安慰与聆听，并建议王昊去做心理咨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王昊走进了学校心理咨询室，他没想到这会是自己情绪崩溃的开始。

这次名为“心理咨询”的谈话实际上是一次“心理评估”，王昊回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只是听王昊讲述自己的烦恼，并没有给出任何反馈。

由于父母长期的语言打压，王昊在高中时就被情绪问题所困扰，他开始自学心理学，对心理咨询也一直抱有兴趣。正因如此，尽管感受到咨询师的回复比较“敷衍和形式”，王昊还是选择继续咨询。

但在咨询室之外，王昊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辅导员将他去做心理咨询的情况告诉了班干部，王昊发现同学们开始区别对待他。辅导员和班干部关心的话语让他觉得刻意与恐慌，“我认为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但人言可畏，同学们都会觉得我去咨询就代表我‘有问题’。”王昊说，他觉得学校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旦被贴上“有心理问题”的标签，就会遭受到很多隐性的暴力。

学校之外，最令王昊崩溃的，是咨询师将他的情况告知了父母。王昊说，他一开始就跟咨询师强调不要通知家长，“我知道我的原生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也不了解心理咨询，告诉他们会对我造成更不好的影响。”

但咨询师还是突破了保密协定，通知辅导员联系了王昊的父母。一天下午，王昊收到了父亲的短信，“我们知道你在做心理咨询了。”王昊感觉瞬间“被点燃了”，曾经的信任与被聆听的感激此刻化为灰烬。

寒假期间，王昊在家中独自面对父母亲戚的指责，“我父亲比较爱面子，他觉得我去做咨询就会把他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他就变本加厉地伤害我。”王昊说。家庭的情绪虐待与学校的“泄密”让他陷入了信任危机，2020年初王昊觉得自己患上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他时刻害怕他人的目光，对所有人都产生了怀疑，觉得“别人对我说好话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在惊恐中，王昊度过了大一下学期，这期间他仍接受了几次学校的心理咨询，但此前的经历让他不再敢对咨询师袒露过多的事情，咨询也一直停留于表面。大二，王昊的心理状况越来越差，他决定休学。

休学之后，王昊系统学习了心理学知识，靠自己从恐惧中逐渐走了出来，如今谈起过去的心理咨询，他认为：“学校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是让我学会不要过度的自我袒露。”

02

夹在中间的专职心理咨询师

王昊与木木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心理咨询的保密性与学校的监管职责之间的矛盾，让学校和学生站在了对立面，心理咨询师往往被视为学校的“同伙”，成为箭靶。

但实际上，高校心理咨询师也困于工作要求与职业伦理的两难之中。

今年是七七在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任职的第5年，她明显感觉咨询量在变大，“2019年我刚入职的时候，有些班次都是空着的，没有同学来做咨询。”七七说，“但大概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所有专职老师的排班都高达五个，一周会有15个来访。”

在咨询之外，在七七所在的心理中心，每位专职老师都需要上2节心理健康的公共必修课，同时负责中心不同的工作，如宣传、管理、团体咨询等，“我们学校比较重视心理工作，所以就会开展很多方面，但工作开展的越多，我们就越忙，这会影响我们对咨询的投入。”七七说。

七七提到，正是因为心理中心工作的多样性，高校对专职老师的工作要求比较复杂，除了咨询专业出身的老师，中心也会考虑行政工作能力更强但专业性稍弱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行政能力让中心顺利运转，但咨询方面的专业度不足，这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伦理的理解与遵守。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明确规定“在专业服务开始时,心理师有责任向寻求专业服务者说明工作的保密原则及其应用的限度、保密例外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保密原则的例外情况包括心理咨询师发现寻求专业服务者有伤害自身或他人的严重危险;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等受到性侵犯或虐待;法律规定需要披露的其他情况等。遇到以上情况,不管是校内还是社会的心理咨询师，都有责任向寻求专业服务者的合法监护人、可确认的潜在受害者或相关部门预警。

“但这个伦理并不是强制的，而是建议性的。”七七说，各个高校的保密例外情况并不相同，有些学校的例外范围会比规定上宽泛许多，咨询师由学校管理，也只能听从学校的要求。

对七七来说，保密突破就像截肢，“如果不截肢的话，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保密突破会给来访者带来情感上的伤害，但是出于对他、或者是他人生命安全的考虑，即便破坏关系，还是咨询师也要做保密突破。

她特别强调了“最小披露原则”，保密突破并不是将来访者的所有隐私都告知他人，也不是广泛的告诉与这件事情毫无相关的人，而是只告诉那些在关键时刻有必要知道，而且能够给来访者提供支持的人。

七七所在的高校要求咨询师在保密突破前告知来访者，共同商讨披露的对象与方式，将伤害降到最低。但她也听说过许多院校，保密突破的范围非常宽泛，学生的隐私很难得到保障。

“对任何咨询师来说，保密突破都是非常困难、需要谨慎对待的事。”七七说，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高校咨询师分享伦理与学校规则相冲突时的痛苦。

王昊提到，休学前的最后一次心理咨询时，他的咨询师哭了，“以为告诉你父母可以帮到你”，咨询师抱歉地向王昊说。王昊休学和复学期间，她都会定期发信息询问王昊的近况，但王昊拒绝沟通，最终拉黑了咨询师。

03

高校心理咨询，是包扎还是疗伤

高校心理咨询一开始就被设置在学校行政体系之内，2023年教育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指出要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

尽管预警机制建立的初心是为了更好沟通学校、家庭与社会（医疗），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能迅速采取行动，以保障学生的安全。但在这一体系下，咨询与预警的结合必然需要让渡一定的隐私性，保密突破的范围也就会随着各高校监控预警的方式变化。

因此对部分学生来说，心理健康干预系统越健全，他们越感到担忧。监测、教育、咨询、干预难以分离的高校心理健康体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待被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被倾听的个体。

从入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有些学生就觉得自己在被“监控”。全校线上心理测评之后，就读于武汉某高校的李山收到了线下咨询的邀请，学校的说法是“随机抽取”，李山并没有多想。

咨询师的问题非常基础，无非是成长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大学生活是否适应等，李山觉得他们的聊天“比较开心”，她向咨询师提到初高中的抑郁情绪，也向她解释自己现在状态很好，咨询师“附和”了她的话。

咨询只进行了一次，当李山觉得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她从同学口中得知，自己被学校判定为“心理问题三级”，列入了预警名单，辅导员会根据这个名单定期找人谈话。李山感觉到被监控的恐慌，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

求助帖得到了许多回应，同学纷纷“告诫”新生，不要再心理测评中说真话，一旦表现出情绪风险，就落入了监控中，辅导员将不断找人谈话，麻烦会一件件找上门。学生们在心理测评中扮演着非常健康的角色。

七七告诉南风窗，她所在的高校也存在心理预警名单，“当学生达到了保密突破的标准，比如产生伤害自己的想法时，需要院系给一些日常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就会将他登记进关注名单。”

但七七也表示，在她所在的高校，同学们担心的事情并不会发生，这个名单只在学校心理健康体系内部流通，并不会影响学生社交与工作，更不会被记录进档案。

预警系统“涵盖”学校-院系-班级-个人，除了辅导员和咨询师，一些学校还会设置心理委员，他们可以看见预警名单，以便更好的留意同学们的心理状况。但在很多学生看来，心理委员的特殊照顾反而是难以接受的“监控”或“怜悯”。

王昊曾经的朋友就是班里的心理委员，在得知王昊去咨询后，他们的关系就变形了，“他会莫名其妙地跑到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或者以强者的身份来‘照顾’作为弱者的我，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王昊说，这位朋友对他态度的变化，是他在学校感到最难过的时刻。

高校心理健康系统对本就敏感焦虑的学生来说，就像一张由辅导员、咨询师和共同编织的网，他们的情绪问题并不能在其中得到缓解，只会被当成问题进行监管和“处理”。

在西南地区某高校心理中心任职的林正认为，预警系统的设置也是不得已为之，因为目前高校心理咨询的规模无法承载学生的需求，许多学生的情绪问题单靠有限的心理咨询无法解决。“这并不全是因为高校心理咨询建设的不完善，而是整个心理咨询行业的缺席，学生很难向外寻求帮助，需求只能浓缩在学校。”林正说。

林正在心理中心工作已经超过十年，他提到高校咨询师面临的压力，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复杂，然而一旦问题爆发，社会总是倒追责任，最先归罪的就是学校心理工作。但无论是学校功能还是设施条件，高校心理咨询很难关注、支持到每位来访者。“心理性的工作，不是一两次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建立关系，需要一个足够安全、足够包容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维护，但现在的压力往往只集中在咨询师身上。

由于资源有限，目前大多高校的咨询次数限定在一学期6-8次，林正认为在有限次数的咨询里只能做一些“包扎性”的工作，因为一旦“把学生伤口拉开了，却没有时间精力去处理，对他是二次创伤”。

七七和林正也都提到，不同的学校心理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总体而言“高水平院校的心理健康体系会做得更好”。全国高校心理委员研究协作组定期会评选全国高校心理委员工作示范单位，“被评上示范单位的院校在资质要求和伦理遵守上都会做得更好，许多学校只能达到教育部的最低要求。”七七解释。

2018年《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规定各高校至少配备2名具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师生比不低于1:4000。但许多受访者提到，自己的学校只有两名心理老师。

“你的哭泣是不是你的矛盾?是不是你不可避免面临职业伦理与学校管理冲突的困境？”在复学后，王昊给咨询师写了一封信。“我愿意相信你是关心学生的，或者说是关心工作对象的，但学校的你和我之间存在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