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恩来确诊膀胱癌。毛泽东透过汪东兴下达了绝密的“四条指示”：不准检查、不准开刀、不准告诉总理与邓颖超。

杨德中作为警卫负责人，必须严格执行；他每天不仅要汇报周的接见名单、谈话内容，甚至要细化到周的饮食与排泄。

据悉，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曾多次请求放宽治疗限制，但杨德中碍于汪东兴的权威，只能表现出“公事公办”。汪东兴还曾明确告诉杨德中：“总理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汇报。”这意味着周恩来在病房中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谈话，往往都在杨德中的掌握之中，并转头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所）。

在党性高于人性的体制下，杨德中沦为控制周恩来晚年自由与生存权的工具；最亲近的人成为刺向你最深的那把刀。华府智库、前美国国务卿政策顾问余茂春直言，这正是中共制度的恶毒之处。

“中南海总镖头”杨德中历经红朝五代，是权力斗争中的关键棋子。（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74年2月，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左三）担心杨会威胁到自己“大内总管”的地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狡兔死走狗烹 1974年的政治清洗

然而，杨德中已如此这般的党性坚强，仍被被汪东兴“踢出”中南海核心圈。1974年2月，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手握大权，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在军队中又有口碑，汪东兴担心杨会威胁到自己“大内总管”的地位，也猜忌杨德中与周恩来产生了“私人感情”，遂利用文革高压环境，借故调离将杨德中，把他下放至陕西咸阳军分区某军工工厂担任党委副书记。

文革时期，江青等人（四人帮）正在推动“批林批孔”并暗指周恩来等一干坏人。根据相关回忆录，毛泽东当时虽然表示“警卫团政委不可能是坏人”，但也顺水推舟说“下去锻炼一下也好”，这实际上默许了汪东兴对杨德中的清洗。

杨德中临走前，周恩来与邓颖超特意在西花厅请他吃饭，谈话长达 4个小时，这也反映出，周恩来既无力保住自己的亲信的，也不敢公开表达愤怒，只能默默接受，显示周在晚年已彻底失去了对身边武力与行政资源的控制权。

旅美学者、前赵紫阳智囊程晓农并分析，汪东兴在1974年清洗杨德中，是为了在毛泽东死前完成权力布局；汪需要的是像张耀祠那样绝对听话、与元老没有感情瓜葛的人。杨德中的被贬，实际上是周恩来派系在武装力量上的彻底溃败。

邓小平为瓦解“凡是派”势力，也为了制衡汪的势力，第一时间就将杨德中召回北京重掌警卫局。（图片来源：合成图 网络图片）

利益的交换 曾庆红如何收买“老镖头”

1978年汪东兴倒台，邓小平为瓦解“凡是派”势力，也为了制衡汪的势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被贬多年的杨德中，将杨德中召回北京重掌警卫局。杨德中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分，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然而，真正将杨德中彻底纳入个人权力版图的，是后来的江泽民与曾庆红。

1989年6月曾庆红随江泽民从上海刚刚进京时，中办主任还是温家宝，曾庆红的副主任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后。面对“杨家将”（杨尚昆、杨白冰）的军权威胁，江如坐针毡。

然而，曾庆红看准了杨德中与汪东兴、杨家将之间的历史旧怨，于是厚黑大佬曾庆红施展了极其阴险的策略，利用历史旧怨——暗示杨白冰有意更换警卫局核心成员，让杨德中产生危机感。江泽民并承诺，只要杨德中配合，他将是军中唯一能直通江泽民、绕过军委办公厅的人，可以保证其家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1992年，被收买的杨德中将警卫系统掌握的杨白冰军事活动情报悉数提供给曾庆红，这些情报由曾庆红汇总后递交给邓小平，让邓小平相信杨家兄弟有“夺权”野心。杨德中提供的“杨白冰私自召开军事会议”等情报（即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密谋传闻），成为邓小平下决心削藩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4年5月，江泽民打破惯例，晋升非作战背景的杨德中为上将，以此作为回报，再加以利益困绑，曾庆红解决杨德中家族的经济诉求，自此纳入江家利益集团。

2014年习近平乘车前往澳门半岛。PLA中央警卫团（俗称“中南海保镳”）里三层外三层，严密护卫。（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绞肉机必然无人性

中共权力核心在于“刀把子”。江、曾收买杨德中，是为了在元老政治中安插耳目，这也暴露中共政权的本质上是特务治国，毫无诚信可言，而杨德中的“弃杨投江”也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与特务首领的合流。这种转向基于生存与私利，而非理想。露骨坦白的说，在中共党内，效忠对象随时可以转移，只要价码足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