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这三个字的初衷，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召集人”。 他是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地位是平等的，负责协调分歧、执行集体决定，而不是个人拍板。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然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一切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政治局通过了一项新规定，要求除了习近平以外的所有高官，从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每年都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请注意，“党中央”其实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代名词。这一招，彻底终结了邓小平时代延续下来的集体领导，标志著权力结构从“横向平衡”转向了“垂直隶属”，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是皇帝。

习李矛盾爆发点：“书面”二字

现在重点来了。在制定这项述职制度时，习近平与李克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内蒙古前官员杜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原来习近平最初的本意是想让这些正国级、副国级的大佬们，当面向他述职。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个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像小学生排队一样，坐在习近平面前口头汇报工作、接受点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仪式？那简直就是“家长会”或者是古代的“朝拜”。这在心理层面上 会极大强化上下级的从属关系，让常委之间的平等地位 荡然无存。在这个时候，李克强站出来提出了反对意见。 

杜文披露，李克强是明确甚至是强烈要求，加上“书面”二字。理由是有关领导人人数很多，总书记日理万机，如果搞当面述职，会严重耽误总书记的精力和时间，不利于总书记处理其他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李克强在离任以前，喊出“人在做，天在看”的原因所在。 

杜文认为，其实李克强也并不是公开对抗，而是通过制度语言，进行有限度的修正。李克强提出的理由，听起来是在体恤领导，实则是他在为集体领导制度 ，守住最后一道形式上的缓冲区。 “书面述职”属于文件流程，可以归档、可以走程序，它保留了一丝平等的尊严，避免了当众被习近平训诫、被羞辱的尴尬。习近平那时权力并没有完全稳固，即使内心不情愿，“书面”二字之争，他当时也只能暂时吃瘪隐忍。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在两会前搞这个述职制度，而且一搞就是九年呢？ 资深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因为习近平心虚，害怕。 蔡慎坤指出，习近平之所以连年要求高官们述职，是因为他害怕官员们“离心离德”、害怕大家在私底下“妄议中央”、害怕他们暗地里抵制他的政策。他需要透过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强制手段，把高官们聚在一起“敲打敲打”，以巩固他的绝对权力基础。 今年的述职背景尤其特殊。在两会召开前夕，军队内部发生了强烈地震。 

除了张又侠、刘振立被官宣调查，2月25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宣布免除了19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还包括了九名将领。蔡慎坤分析，军队现在基本是一盘散沙，习近平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杜绝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非议。 

这份述职报告的内容是不公开的，但根据官方通稿，这更像是一场“自我批评”。高官们要全面总结思想和工作，分析自己的不足，然后听候习近平的点评。如果习近平对谁的述职不满，这位高官的权力就可能被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这不仅仅是汇报工作，这是一场“忠诚测试”。目的就是他要代表“中央”告诉官员：你们的思想、政治和行动，必须和我保持“高度一致”。 

现在，这项制度已经运行了九年。 杜文认为，李克强留下的这道“书面”防线，可能也守不了多久了。随著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稳固，这项制度很可能在未来的党代会，如二十一大上发生改变——去掉“书面”二字，变成全体集体当面述职。 

蔡慎坤强调，权力的削弱往往是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健康恶化，或者是派系失衡。即使习派内部，也会因为争宠而有争斗。而本来是占据优势的一方，也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处于败局。张又侠被查，表面上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力貌似稳定。但是中共政局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来就没有稳定。很快就会有新的力量崛起，内部争斗将会持续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