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要求补税 海外中国籍员工面临何种选择

2025税年中国大陆个税申报截止日为2026年6月30日，如晚于2026年2月13日回复报名，供应商可能无法确保6月30日前协助同学完成报税，逾期申报将产生滞纳金。

去年字节跳动公司已经给海外（美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中国籍员工发出报税信息，今年是第二次。

2025年1月《金融时报》报道，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要求新加坡总部的中国籍员工向中国缴税，否则可能无法兑现股票期权。

彭博社报道，去年6月初，部分在TikTok美国办公室工作的中国籍员工，首次接到这类通知。他们在美国缴联邦税和州税后，还得为同一笔收入在中国补税，税率最高可达45%。

知情者还透露，TikTok正与员工就此事沟通，并安排多场会议、与税务顾问的谘询，以回应相关关切。

《联合早报》报道，一些大企业例如腾讯，也会要求中国籍员工向中国报税。如果海外交税额低于中国应缴税额，那么按照中国税法需要补交，如果高于则不退还。

但一些美国公司的中国籍员工似乎是例外。《南华早报》报道，据谷歌和Meta Platforms等美国科技巨头的两名员工透露，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尚未收到类似通知。

中国大陆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并规定所谓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

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常多，一共九项：1. 工资、薪金所得；2. 劳务报酬所得；3. 稿酬所得；4.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5. 经营所得；6.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7. 财产租赁所得；8. 财产转让所得；9. 偶然所得。

专家：多因素叠加

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以来实行全球征税政策，但近年来才加强了执法力度。

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OECD在2014年发布 “AEOI标准”，打破了各国获取税收居民海外银行账户信息的障碍，提升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度。

之后，中共2017年开始实施共同申报准则（CRS）。根据CRS规则，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或作为非金融实体的实控人，在境外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将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

2018年大陆首次进行信息交换，2019年实施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反避税条款。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表示，这是法律工具的再重新激活，叠加了财政压力与技术条件成熟三者的结果，而不是单一原因。2018年是分水岭，因为共同申报准CRS中国正式加入，所有东西都可以有系统性的追缴。

他补充说， 2018年之前没有严格执行，是因为2018年前资本外流并不严重，海外个人收入也并不是太多，而且执法成本比较高，收入不确定。近些年财政限制倒逼执行力度加紧。

“应该说以前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现在既有能力也有动机也有必要。”

财政压力是主因

2024年6月以来，海外媒体就传出大陆高净值人士陆续收到税务机关发送的短信，要求核对是否取得境外收入，并依法进行纳税申报。之后相关报道越来越多。

2025年3月起，上海、山东、湖北、浙江等税务部门陆续发布对境外收入未申报的纳税人展开调查的新闻，表明税务部门的监管重点已从信息收集迈向加强执法。

去年11月11日，北京、广东、深圳、福建、厦门和四川税务部门同时曝光了6起境外收入未申报的案件，最高一起案例补缴税款、滞纳金合计665.9万元。

彭博社去年年6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共财政部认为，对未申报或未被税务部门识别的个人征收境外收入所得税，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11.5%，达到1.62万亿元人民币。

旅美中国律师吴绍平表示，现在中国的各种经济数据越来越糟糕，绝大多数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告急。现在认真执行，最大的原因还中共财政收入不足，需要通过海外收入弥补。

他指出，不仅仅是海外收入、证券，国内电商开网店之前也没有纳入税收监管范围，但这两年也开始要缴纳税收了，甚至视频直播也纳入了征税范畴，就是它拼命去扩大税收来弥补财政收入不足。

制度利差不复存在  中国籍员工面临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美中之间的制度差吸引了众多人游走于两国边缘，如今海外中国籍员工不得不面临选择。

前述TikTok离职员工继续写道： 补税最极端情况（中国45%的个税）是，年收20万美元群体，对应140万人民币，交完联邦税是22-24%，还要补中国个人所得税21%-23%的中间差，到手工资直接变6折。

该员工写道： 已经有多位网友补充，绿卡且从未在中国工作过，今年也第一次收到了这个邮件。并说有中国国籍的都有风险，因为字节跳动公司在收集I-9（就业资格验证表）、办 H-1B/PERM时都会收集护照信息；去中国出差也很难隐瞒国籍信息。

黄大卫表示，个人税收闭环通过中国加入CRS之后已经完成，加上现在的企业合规、银行的KYC（了解您的客户），还有雇主的I9（就业资格验证表）、股权记录等已经是越来越规范。跨国公司也变成了税务节点，意味着海外高薪时代并不是结束，而是税务套利型的高薪时代结束。

“简单说就是，通过转战海外来拿高薪回避税收的这个方式已经不再可行了”，他说。

黄大卫表示，中国税收比美国联邦税还要高，对于中高收入的技术人员冲击比较明显。在海外的中国籍员工不得不面临三个路径：第一是完全合规，声报全球收入；第二以灰色地带方式应对；第三可能身份重构，如加入其它国籍、购买其它国家的护照。

他认为，换国籍不是情绪化判断，而是对制度摩擦成本的现实回应。更准确来说，在全球税务越来越透明的时代，身份与资产长期来看必须保持一致。如果职业与资产长期在海外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税收的成本比他们转换身份还要高，所以他们会转换。

黄大卫表示，不是字节跳动让你补税，而是北京在重新界定哪些人属于税务体系内必须要追缴。转换国籍已经不再是公民政治权利的意义，也包括了经济权利和税务权利。